【朱德湘】朱德湘Profiles |朱德湘的個人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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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源口大捷是紅四軍成立後進行規模、一次戰鬥,此役殲敵一個團,潰敵兩個團,繳槍七八百支,粉碎了湘、贛敵軍企圖摧毀井岡山根地陰謀。

吉安市縣龍源口橋邊東嶺山上龍源口大捷紀念碑碑文寫道:“龍源口大捷,威震邊界,湘敵聞訊而逃,從而一次擊破了湘贛兩省敵人聯合‘會剿’使井岡山革命地進入全盛時期”。

  敵進我退,審時度勢佈防。

1928年4月下旬,毛澤東、朱德率領起義部隊寧岡會師後成立了紅四軍,湘贛邊革命浪潮令國民黨反動派驚恐萬狀。

6月中旬,江西敵軍糾集第九師、第二十七師五個團,第九師師長楊池生總指揮,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前線總指揮,從吉安進犯,湘贛發動了第四次“進剿”。

蔣介石嚴令下,湘軍吳尚第八軍一個師平江、攸縣窺視寧岡,威脅井岡山根地西側,湘、贛敵軍企圖紅四軍實施東西夾擊。

  面湘、贛兩省敵軍聯合“會剿”,毛澤東、朱德認為湘軍數量多且戰鬥力強,但進攻紅軍;贛軍兵力,我軍多次打擊,有畏懼心理。

因此,兵多湘敵取守勢,戰鬥力贛軍取攻勢。

湘、贛兩省敵軍“會剿”時,紅四軍小股部隊鉗制湘敵,集中主力打擊自而來贛敵。

敵強我情況下,紅四軍主動撤離,回到地大本營寧岡。

6月20日,毛澤東朱德、陳毅寧岡古城召開了紅四軍以上幹部會議,決定:第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第一營為主力,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利用寧岡北部、老七溪嶺兩座大山地形,集中力量付來犯贛敵;袁文才、王佐帶領三十二團寧岡、酃縣一帶遊擊,鉗制湘軍;同時廣泛發動根據地羣眾支前參戰,協助紅軍滅敵。

  21日,毛澤東率領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前往西鄉龍田和潞江一帶,發動地羣眾擾贛敵,並牽制湘敵。

紅軍主力朱德率領移駐新城,準備前往、老七溪嶺迎敵。

同日,敵軍開始傾巢而出,第九師3個團(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團)、老溪嶺開進,妄圖佔領寧岡。

楊如軒親率第二十五、二十六兩個團,老七溪嶺進犯;李文彬指揮二十七團侵犯新七溪嶺。

  22日,毛澤東西鄉寫信駐新城紅四軍軍委,通報贛敵寧岡進,並提出破敵策略。

接信後,陳毅召集軍委擴大會議,討論並決定第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第一營新七溪嶺阻擊敵二十七團,王爾琢帶領二十八團老七溪嶺迎戰敵二十五、二十六團。

袁文才率三十二團和赤衞隊埋伏武功潭一帶,搗毀敵駐白口前線指揮部。

  敵俯我仰,短兵相接奪陣地。

1909年,朱德跋涉三個月到昆明,考入雲南講武堂[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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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二十七團藉裝備、彈藥,龍源口壓望月亭,奪取了地勢風車口並架起了數火力機槍,紅軍敵軍密集火力壓得喘過氣來,雖然打退了敵人多次衝鋒,但傷亡。

之際,軍長朱德上陣,提起機關槍敵軍掃射,同時組織紅軍戰士反撲,終於鞏固了陣地。

  敵我雙方新七溪嶺交火後,紅二十八團敵兩個團老七溪嶺爆發了激戰。

老七溪嶺敵人搶佔領了制高點——百步墩,敵俯我仰。

王爾琢指揮第二十八團,發起衝鋒,但奏效。

王爾琢團黨代表何長工召開戰地會議,命令一營抽各班班組成許多短小精幹衝鋒集羣,三營營長肖勁負責,準備進攻。

中午時分,趁敵不備突然發起猛攻。

戰士們跟隨營長猛打衝,一顆子彈射進了肖勁腹部,腸子湧了出來。

肖勁捂流血傷口,塞腸入腹,衣袖紮腹部,繼續戰鬥直至倒下!這大地激發了紅軍戰士們戰鬥精神,他們拼殺,終於佔領了制高點百步墩。

  敵退我追,軍民配合獲大捷。

關鍵時刻,袁文才率領埋伏老七溪嶺右翼武功潭第三十二團及地方武裝,突襲白口村敵前線指揮部。

敵前線總指揮楊如軒,見勢,帶領師部倉惶出逃。

敵二十五、二十六團失去指揮中樞,猶如無頭蒼蠅,作一團,縣城方向逃竄。

兵敗如山倒,敵二十七團擔心殲無心戀戰,打撤。

追到白口村紅二十八團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會兄弟部隊龍源口大橋一帶敵二十七團圍住。

同時,縣地方武裝分兩路出擊,插秋溪後面橫路。

,龍源口上空殺聲震耳聾。

敵軍插翅飛,到下午4,全團殲。

隨後,紅軍一鼓作氣,一路追擊敵二十五、二十六團殘兵敗,勢如破竹,紅四軍三佔城。

湖南敵軍聞訊而遁,地轉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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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1886年12月1日—1976年7月6日),原名朱代珍,曾用名建德,字玉階,四川儀隴縣人。

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締造者和創始人及領導人之一,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

朱德是中國近代史上革命家和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首。

朱德早年畢業於雲南陸軍講武堂,參加辛亥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官雲南省警察廳長。

1922年,他赴德國留學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7年8月1日,他參加南昌起義,此後率部到井岡山毛澤東會師,後擔任紅四軍軍長、紅一軍團總指揮、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參加長徵。

抗日戰爭期間,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戰區副司令官。

解放戰爭期間,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毛澤東指揮中共軍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德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

1959年,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文化大革命期間,朱德受到衝擊。

1976年7月6日,朱德北京逝世。

北洋政府時期,朱德獲授勳五位、三等文虎勳章、陸軍中軍銜[1]。

抗日戰爭期間獲國民政府授予國民革命軍上軍銜,戰後獲抗戰勝利勳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於1955年獲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886年12月1日(大清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朱德生於四川省北部山區儀隴縣鄉間一户客家人貧苦農家[2]:1。

少年讀於私塾,1905年“朱建德”名字考中府試[2]:10。

次年清朝即廢科舉制度,於是進入順慶府(今南充市)中學堂[2]:11。

1907年前往成都,進入四川通省師範學堂附設體育學堂讀,一年後畢業,回儀隴縣小學體育教員[2]:14。

1909年,朱德跋涉三個月到昆明,考入雲南講武堂[2]:21。

講武堂中,朱德加入反清革命同盟會[2]:25。

1911年,朱德講武堂畢業,獲派到雲南新建陸軍任副目、司務長、隊官[2]:27。

同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發生兵變,反抗清政府,引起各地響應,即辛亥革命。

10月30日,昆明新軍發起“重九起義”,朱德率部參加攻陷總督衙門戰鬥[2]:28。

後參加援川軍支持四川[2]:29。

1912年起,任雲南講武堂軍事教官,滇軍營長、團長職[2]:30-32,鎮守蒙自、箇地區[3]。

1915年蔡鍔滇軍中參加護國戰爭,擔任第三支隊支隊長[4],棉花坡戰役中成名[5]。

1917年戰功升至滇軍靖國軍12旅旅長,軍銜為少,參加護法戰爭[2]:46。

此期間,他認識了孫炳文,閲讀《青年》《每週評論》書刊[2]:53。

1921年,顧品珍提拔下,任雲南省警察廳長、憲兵司令[6]。

1922年,唐繼堯這一時期雲南政局變亂中打敗顧品[7],並想捕殺朱德人[2]:57。

此後朱德離開軍界,外出學習。

朱德到上海見到孫中山。

孫中山十萬元軍餉,請朱德出面組織桂軍、滇軍攻打陳炯明。

朱德認為革命不能靠軍閥結盟,此表示婉拒[2]:60。

後,朱德面見陳獨秀,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

陳態度,認為他軍閥氣息太重,願接收他共產黨員[2]:61。

後,朱德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進修社會科學[8]。

並於此時留學德國時期,取名單字德,1922年10月,朱德德國柏林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張申府介紹,德國加入中國共產黨[9],外國民黨員名義活動[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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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朱德德國期間參加工人運動兩次被捕[2]:69。

第二次被捕時吊銷護照並遭驅[2]:71。

離開德國後,朱德來到蘇聯,先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馬列主義,後到軍事培訓班學習現代軍事[2]:72。

1926年夏,朱德回國,受鄧演達命,利用有關係到楊森川軍動員北伐[2]:75。

這發生了“萬縣慘案”,他陳毅共產黨人支持楊森英國抗[2]:77。

11月,楊闇公、劉伯承組成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領導瀘順起義,策應北伐戰爭,打擊四川軍閥劉存厚[10]。

1927年1月,朱德到南昌找同學朱培德,南昌受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建國滇軍”)軍官教育團團長職[2]:83,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2]:88。

朱德多次派出學員幫助開展工農運動,並撥出槍支武裝江西省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衞軍[2]:88。

1927年8月1日,朱德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副軍長、南昌市公安局長身份參與指揮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11]。

國民政府方面馬上調集軍隊包圍了南昌。

8月3日,中共部隊計劃撤離南昌。

8月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著追擊中共部隊[12]。

而中共方面,蔣光鼐、蔡廷鍇師南進廣東途中脱離了部隊。

天氣暑熱,長途行軍,且鼓動羣眾,後工作,沿途逃亡士兵很多[13]。

南下中共部隊途中遭粵軍和中央軍夾擊。

部隊到達廣東大埔縣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主力南下進擊潮汕地區,企圖獲得蘇聯共產國際海運援助。

留朱德率第25師堅守三河壩[2]:99。

起義軍主力於潮汕地區失敗後,朱德率部轉戰閩粵贛湘邊界地區[2]:102。

同時陳毅贛南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頓部隊思想和組織紀律[2]:108,開展羣眾工作,支持農民運動,建立統戰關係,並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加強基層政治工作[14][15]。

9月11日,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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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朱德陳毅湘粵贛邊境發動“湘南起義”,佔領宜章縣城,組建工農革命軍第1師,朱德任師長[2]:123。

月底坪石戰鬥中,運用遊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戰術,接連打垮國民革命軍許克祥部6個團[2]:125。

2月起。

率部攻克多座縣城,建立蘇維埃政府,並各縣農軍組編3個師和兩個獨立團。

4月,國民革命軍發起進攻,朱德陳毅率起義軍轉移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任軍[2]:144。

1928年夏,朱德指揮紅軍龍源口殲滅國民革命軍一個團,擊潰兩個團,這是紅四軍成立以來取得勝利[2]:157。

這一時期,朱德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後毛澤東加以發展應用[16]。

1929年初,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閩西,建立了贛南、閩西蘇區[17]。

此期間,朱德和毛澤東許多問題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爭”[18]。

6月22日,紅四軍龍巖召開第七次黨代表會議,會議陳毅主持,批評了毛澤東,免去了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改由陳毅擔任[19]。

會後,朱德和陳毅成為了紅四軍領導。

但朱德主持下,紅四軍廣東和福建兩次突擊中損失[2]:223-224。

11月,毛澤東回到前委[2]:225。

12月,古田會議上作軍事報告,並參與制訂會議決議[2]:227。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紅十二軍和紅六軍(7月改稱紅三軍)福建長汀整編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朱德任總指揮[2]:244。

1930年8月,一軍團紅三軍團會合後,組成紅一方面軍[20],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2]:251。

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朱德毛澤東領導紅軍反擊國民政府三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並取得勝利[21]。

1931年1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280。

7月發表《怎樣創造鐵紅軍》一文,論述了紅軍階級性質、歷史任務和具備6項基本條件,紅軍建設方向[22]。

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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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朱德、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紅軍遊擊戰向大規模山地運動戰轉變[2]:363。

6月,發表《談幾個戰術基本原則》,指出“紅軍軍人要唯物辯證法來研究和運用戰術”,“決不容有一成不變老章法來指揮軍隊”[2]:364。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378。

2月,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生命線”[2]:379。

1934年10月,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中央紅軍開始長徵[2]:389。

1935年1月,出席遵義會議,會上支持毛澤東主張[24]。

朱德走長徵大隊最前鋒,迎戰各地來阻戰軍閥,嬴得多場勝戰,會後,毛澤東、周恩來指揮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作戰。

6月,紅一方面軍懋功紅四方面軍會合。

8月,朱德離開中央紅軍,隨張國燾左路軍行動[2]:419。

其後,紅軍分裂,張國燾率部南下,另立中央,朱德此表示[2]:428-429。

10月,他參與指揮紅四方面軍綏崇丹懋戰役[25]。

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會師後,繼續鬥爭張國燾,推動兩軍北上[2]:451。

10月,朱德、賀龍、任弼時、張國燾率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一方面軍會師於甘肅會寧,長徵結束[26]。

12月,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27]。

1937年8月,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出席蔣介石主持南京國防會議[2]:475。

會後返回陝北出席洛川會議,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2]:479。

8月25日,紅軍主力改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並擔任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書記,晉升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上軍銜[28][29][30]。

1937年9月6日,朱德率八路軍總部開赴山西五台,指揮八路軍參加抗日戰爭[2]:483。

9月11日,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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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源口大捷使井岡山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

此後,取得平型關大捷、雁門關大捷[2]:502、摧毀日軍陽明堡機場勝利,配合國民革命軍組織太原會戰[2]:504。

10月,彭德懷、任弼時中共中央建議,恢復改編八路軍時取消政治委員制度[2]:505。

太原會戰後,朱德指揮八路軍各部深入華北敵後,開展遊擊戰爭,開闢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和晉西南地[2]:510。

1938年2月,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2]:522。

此後,指揮八路軍和部分國民革命軍開展晉東南1938年戰役,擊敗日軍九路圍攻[2]:540。

隨後,中共中央關於開展平原遊擊戰爭指示,組織八路軍各部進冀南、冀中、豫北和山東,開展遊擊戰爭,並擴大地[2]:541。

發表《論抗日遊擊戰爭》,論述了抗日遊擊戰爭性質、意義和戰略作用[31]。

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官[2]:563。

1940年3月,彭德懷指揮八路軍先後參與了衞東戰役和磁武涉林戰役,擊敗國民革命軍石友三、朱懷冰部[2]:574。

5月,華北前線前往洛陽第一戰區司令官衞立煌談判,後經西安返回延安[32]。

1940年8月,彭德懷、左權部署八路軍開展百團大戰[2]:595。

同年冬,提出“南泥灣政策”[2]:611,指示部隊不妨礙作戰和訓練條件下墾荒屯田,做到生產自給,並參加大生產運動。

1941年11月起,負責領導軍事教育委員會,並兼任軍事學院院長,發表多篇文章,論述軍隊建設及戰略戰術演變。

1944年5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定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主席團成員,處理中央工作[2]:640。

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

6月,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排名於毛澤東[33]。

1945年8月,美國日本使用原子彈和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後,朱德中共領導敵後抗日軍隊下令,向日軍展開大反攻,日發表投降命令,要求敵後戰場日軍不能國民政府投降,要當地八路軍、四軍投降[2]:650。

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戰爭結束。

抗日戰爭結束後,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勳章[34]。

抗日戰爭結束後,毛澤東赴重慶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出席重慶談判期間,朱德劉少奇延安繼續處理中共中央事務,參與制定“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方針,主張佔領東北[2]:656;參與制定和調整戰略部署,編組野戰兵團,實現戰略轉變決策。

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毛澤東指揮中共軍隊作戰[2]:664。

1947年2月10日,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名義發佈命令[35]。

1947年3月,於胡宗南軍隊進攻陝北,朱德參加劉少奇書記中央工委,開赴河北西柏坡,負責中共佔領區土地改革運動工作[36]。

1947年10月,朱德指導華北野戰軍舉行了清風店戰役和石家莊戰役,這是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攻克設防大城市[2]:689-698。

此後他總結石家莊攻堅戰經驗,各戰區迅速推廣[2]:701。

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人員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朱德、劉少奇會合[37]。

隨後,代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前往濮陽地區指導華東野戰軍工作,作了中原會戰動員報告,提出加強部隊和紀律問題[2]:715。

同年9月1949年1月,朱德中央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司令身份協助指揮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2]:719-722。

1949年4月20日,國共後和平談判完全破裂;次日,毛澤東和朱德即聯名發出《全國進軍命令》,命令各野戰軍全國進軍[38]。

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39]。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朱德聶榮臻陪同檢閲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40]。

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741。

朱德參與制定中共中央路線、方針和政策,致力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領導空軍、海軍、裝甲兵和戰略導彈部隊軍兵種組建工作,使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單一兵種諸軍兵種合成軍隊轉變[2]:748-749。

他重視部隊訓練和興辦各類軍事院校,強調部隊實現現代化、規化過程中,既要保持優良傳統,要擺脱經驗束縛[2]:757。

重視發展尖端武器,主張國防工業實行軍民結合、平戰結合[2]:759-760。

1949年11月9日,朱德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直到1955年3月[2]:763。

1950年5月6日,朱德作《加強黨紀律檢查工作》演講,脱離羣眾和官僚主義作風,強調黨員黨紀面前一視同仁[2]:764-766。

1951年參加三反五反運動[2]:769。

1月26日毛澤東建議加強紀檢工作[2]:770。

1952年6月22日,朱德毛澤東報告建議黨組織生活和民主生活,實行遵紀守法教育[2]:772。

1954年4月25日發表崗饒漱石事件演講,強調軍隊要服黨領導[2]:775。

1954年9月,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41]。

1955年9月27日,獲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勳章、一級解放勳章[42]。

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作出世界戰爭短期內打起來戰略判斷,主張抓緊時間儘發展濟,增強國防事業物質基礎。

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加強,建設社會主義》發言[2]:775,會後選中共中央副主席[43]。

1957年3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建議軍工、民用生產結合。

1958年1月,發表《持家》一文,指出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並不是“吃鍋飯”[44]。

1959年3月訪問波蘭和匈牙利。

4月出席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2]:819,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參與制訂了一系列法律法規[2]:820。

7月出席廬山會議,期間批判彭德懷,朱德發言時肯定彭德懷積極一面,毛澤東批評“抓到處”[45];9月,朱德軍委擴大會議上檢討,後擔任軍委常委[46]。

此後,朱德到各地視察。

1960年,提出農業生產要因地制宜,不能強求[2]:835。

1961年,建議停辦農村公共食堂,恢復集市貿易[47]。

1962年1月,出席七千人大會[2]:844。

此後致函中央,認為農民限制得過死,影響羣眾生產積性[2]:847。

1963年,提出應當注意發展經濟作物,發展集體副業和社員家庭副業;是山區和丘陵地區,搞多種經營門路很多,應大力恢復和發展[2]:854。

1965年12月,出席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會上發言稱,不能説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峯,頂峯不能發展了[2]: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