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喜（1604年-1676年），字元吉，號震陽，祖籍山西洪洞，平南王，康熙皇帝賜諡曰“敬”。
看軍明朝明清之際康熙初，尚可喜是這一歷史時期一個極具影響人物。
王朝變動年代，他中國歷史舞台上活動了半個世紀。
他明入（後金），南征北戰，“一統”建樹殊勳。
他是明清興亡見證人，參與者。
清軍入關，南明王朝，是撤三藩歷史轉折關頭，他是其中關鍵人物之一。
他經歷太宗、世祖聖祖三朝，位極人臣，爵位，平南親王。
他地位，作用。
可惜，這樣歷史人物受到忽視，即使近20多年清史研究熱潮中，有關尚可喜研究寥寥，專論尚可喜論文過10餘篇，而且評價存有分歧，見其人歷史真貌。
史實而言，各種史籍記載詳略，其史料來源盡，以至尚可喜歷史多有。
《清史稿·尚可喜傳》是見傳記本之一，本文尚可喜，研究即以此為中心，與尚可喜生前始修、後裔續修的《尚氏宗譜》及台灣著《清史稿校注》尚可喜傳進行，參照其它尚可喜傳記，中辨清史實。
記述尚可喜個人歷史最權威史料，過於《實錄》中太宗、世祖、聖祖（前期）三朝實錄及他個人上疏奏報檔案。
這些史料屬零散或一事而做記錄，構不成可喜本人歷史，不論。
這裏，成書有關可喜傳記做，然後再辨他個人歷史中史事正誤。
尚可喜入傳，當首推康熙十四年（1675）首次創修的《尚氏宗譜》。
時值吳三桂叛亂，他堅守廣州，次年十月病逝。
他去世後，有關朝廷他表彰，由其諸子補入其傳，題名《先王實績》，成為一一生記述。
於編撰《尚氏宗譜》，即康熙十二年五月，署名“釋今釋”者（號為“歸上人”）撰《元功垂範》，專述可喜天啓四年（後金天命九年，1624）將兵於東江（遼東海上諸島明軍防地），康熙十二年撤藩，共50年史事。
此時，可喜在世。
全書二卷本，編年體詳敍可喜生平業績。
體例而言，是編年實錄，若視同可喜傳記，不可。
乾隆三十年（1765），有張允格其作《續元功垂範》，接續前書，起於吳三桂叛亂，康熙帝命可喜停止搬遷，止於康熙二十一年可喜死後歸葬海城。
由此兩部分內容合成可喜全史，成其一人生實錄。
官修史書做尚可喜傳，始於康熙時開國史館，當時，不只尚可喜入傳，溯開國宗室、文武勳臣入傳。
乾隆三十年，重開國史館後，重輯成《大臣列傳》，後編為《滿漢名臣傳》，刊刻於乾、嘉之際，內載尚可喜傳，另外地位崇高、功勞顯著者，“宣付”史館，立傳。
亡後，這些成文傳記，有定稿，有尚屬稿本，成為歷史檔案。
於保存，這些數以千計傳稿或定本，數人一份，硬紙或綾布包裹起來，習稱“傳包”。
現今，傳包分藏兩處：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存傳包，約計5000餘人。
另一部分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約計3000餘人，其中有吳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耿精忠人物傳記。
慶幸是，國史館修尚可喜傳《尚氏宗譜》收錄。
該譜稱：其傳漢文本存台灣，而滿文本保存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
這我們研究尚可喜提供了。
繼康熙時國史館修尚可喜傳後，雍正五年（1727）鄂爾泰奉敕纂修《八旗通志》（初集），載尚可喜傳。
乾隆五十一年，紀昀奉敕纂修《八旗通志》，嘉慶初問世，即《欽定八旗通志》。
此書前書基礎上人物收錄標準，降清（後金）人物統名曰“貳臣”，不入傳。
《尚傳》記載本無誤，但《校注》引用它書，提出“長沙”一説：“案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三作‘長沙’，史料叢刊初編平南王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同；太宗實錄天聰八年春正月二十七日甲寅條則作‘長沙’”。
而其次子尚孝前輩降清無涉，其傳記載入此書。
現存清代主要傳記，多達數十種，內多載尚可喜傳，若論記述系統、規範，推上面所舉幾種傳記本。
清代傳記中具有總其成意義著述，一《清史列傳》，一《清史稿》傳記部分。
《清史列傳》不著編纂者，無序跋，不著年月，專家考定“莫詳來源”[2]。
但可以確定，此書成於清末民初。
民國之際，人物傳記基本來源於清國史館歷朝修《大臣列傳》，並貫徹乾隆所定原則，如，設“貳臣”傳，尚可喜入列其中。
《清史稿》雖稱“稿”本，但其體例沿襲歷代正史規則，全面、系統、地記述了清代300年（包括清前史）歷史，其人物是清代多種傳記基礎上進行篩選而收入。
它乾隆人物立傳，取消原設“貳臣”、“逆臣”名目，統稱“列傳”，時間後順序排列。
康有、吳三桂、洪秀全人物排於列傳末尾。
這應是《清史稿》人物傳體例一個變化。
《清史稿》接續前二十四史體例，官方組織，中國後一代皇朝——清朝纂修一部歷史，視同前二十四史，列為第二十五史，因此，《清史稿》成為清史研究者用書；其失誤處，學者指出，並它書或檔案來考辨其史實。
鑑於《清史稿》學術地位和影響，本文選擇此書尚可喜傳，展開尚可喜研究，這本文副標題所示“《清史稿·尚可喜傳》為中心”意。
《清史稿》問世以來，七、八十年間，受到人們非議，批評。
其中，有關傳記部分所受非議多，批評嚴厲。
例如，人物傳傳主不著其生年，至於卒年多不著，敍事中記載時間；地理、地點，，多籠統書寫或簡寫；為“省文”而事實省略，以至不明，或詳略失當，取捨；疏於考訂史實，以至錯訛是。
因此，《清史稿》受到批評或指斥，奇了。
台灣學者1986年1991年，共用五年時間《清史稿》進行了全面整理與研究，逐篇校注，後出版了16大冊，定名為《清史稿校注》，統計，校注文字量達300餘萬字，與《清史稿》原文800餘萬字相加，總計1200萬字左右。
台灣學者這一成就，具有學術價值，推進清史研究，產生影響。
尚可喜傳是《清史稿校注》列傳之一。
“校注”後尚可喜傳，與《清史稿·尚可喜傳》（以下，《清史稿》尚可喜傳，簡稱《尚傳》，《校注》尚可喜傳相區別），既有區別有聯繫，即前者為“修訂”後尚可喜傳，故研究尚可喜，傳作首選參考。
檢索《校注》第十冊之尚可喜傳，校注共有33條。
於説問題，不妨33條校注，其內容歸併類別，揭示《校注》學術指向，即為《尚傳》解決了哪些有學術價值疑難問題。
第一，訂正尚可喜活動時間誤。
共有6條，佔總數33條校注五分之一強。
如，《尚傳》載：天聰八年（1634）“三月，可喜海州。
”《校注》訂正“二月”；《尚傳》載：同年四月，可喜部隊號為“天助兵”，而《校注》訂正五月初五日；《尚傳》載：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三桂反，命罷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標”。
梁清標是聖祖任命欽差大臣，奉命赴廣州，負責辦理平南王撤藩事宜。
《校注》糾正“罷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標，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而《尚傳》上述幾件事寫“十一月”之內，顯系草率；如，《尚傳》載：康熙“十五年正月，（鄭）錦攻陷漳州”。
《校注》糾正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緊接“攻陷漳州”句，《尚傳》有“（）孝（劉）進忠相持，上敕廣州，不時”一段話，是不載時間，不知聖祖於何時有此命令。
《校注》載明：聖祖於康熙十五年二月命孝回廣州。
其它事則復贅述。
第二，訂正地名錯訛。
《尚傳》中有關地名錯訛，或不能確切指其地，或含混或籠統者，屢見不鮮。
如，其首句即雲：“尚可喜，遼東人。
”明代遼東相當於今遼寧省境，説“遼東人”，指明地方。
《校注》借用李治亭先生《訪平南王尚可喜遺蹟》[3] 所引用《尚氏宗譜》：“先世山西洪洞，曾祖遷河北衡水……後闖遼東，定居海城（今遼寧省海城市）”[4] 。
如，《尚傳》書“晉寧、澂州”，查廣東潮州府，無此兩地名，顯系“普寧、澄州”誤。
《校注》予以糾正。
[5] 第三，訂有關人名、職官名誤。
《尚傳》中人名不加分辨，書寫。
如，明東江總兵沈世魁，各有關尚可喜傳中，作“世魁”，而《尚傳》改寫“世奎”，《校注》恢復了“世魁”寫法；尚可喜歸後金前，派兩員屬後金談判歸附事宜。
《尚傳》將其中一人名字寫作“金玉奎”，而《校注》註另一寫法“金汝貴”[6]；李自成一員，《尚傳》寫作“谷可成”，《校注》註有“谷大成”寫法。
[7]此類校注，包括職官名，共有13條，佔校注三分之一強。
第四，《校注》不合“史筆”，校注出《尚傳》不合“史筆”即詞者，共有5條。
如，《尚傳》稱：李定國萬餘人“侵廣東”，《校注》認為“侵”字，改為“攻”字[8]；稱：李定國“擾高、雷、廉三府境”“擾”字，應改為“抵”或“及”字[9]；接着，指出《尚傳》稱鄭兵，“輒助剽掠”，認為鄭“志在匡復失土”，“剽掠”二字，於“史筆欠妥”[10]，。
其實，這類詞句校改，實無意義。
因為是否合乎“史筆”，修史者各有標準，詞褒或貶，各有不同。
《清史稿》作者們出於他們政治觀念和評價標準，清朝敵李定國、鄭人，只能貶，而《校注》做修正，是自己政治觀點強加《清史稿》，如此之舉，有畫蛇添足累。
第五，校注史實，糾正其失誤，33條校注中，只有3條而已。
例一，《尚傳》載：崇德二年（1627），清軍攻克皮島，“斬（沈）世奎”。
《校注》引證有關記載，指出：“是役沈世魁死，敗走石城島。
”[11]例二，《尚傳》説，康熙四年（1665）廣東碣石總兵蘇利叛，可喜遣兵進擊，“（蘇）利出降”。
《校注》提出兩説：一是“擒殺”，一是“死軍中”。
例三，關於可喜長子信是否叛清？《尚傳》認定：“信發兵圍可喜第，叛。
”《校注》引證李治亭先生《重訪平南王尚可喜遺蹟》[12]中所引《尚氏宗譜》雲：“尚之信叛清，其附三桂，‘陽為順逆，實保地方耳’”[13]。
上述三例，《校注》徵引一些史籍，做任何説或解釋。
以上所列五種，台灣學者《尚傳》校注大略情形。
應當肯定，《校注》確實校出了《尚傳》所存謬誤，但同時暴露了《校注》自身所存在問題。
所謂校注，一是校勘文字，如錯、漏、衍及同音異寫字，如考據學主：讀書“識字始”，故校字必不可少；二是解讀辭句內涵或外延，解釋其事原委，考其偽，得其為目的。
這兩個方面來衡量，台灣《校注》主要或基本傾向，還僅限於校注文字，33條校注中，有關文字校訂佔了大部份。
可見《校注》在校“字”，而疏於校“事”。
校文字固然，但於治史而言，辨史，。
然而，《校注》沒有《尚傳》增添有價值史料，帶來實質性變化。
不僅如此，《校注》其校注內容，不置可否，於留讀者自做判斷。
如前引，金玉奎金汝貴、沈世奎沈世魁、谷可成谷大成、梁清標梁標相、楊級楊汲、楊傑；如地名長山長沙、爵名貝勒貝子，哪個正確？取用哪個？《校注》列一、二種史書，而做任何解釋，讀者如何能做出判斷？其校注只能説，一個名字或地名各有多種記載，未識孰是而已。
《校注》失誤處，不僅於加考訂《尚傳》中記事正確，同時所注出的一些不準確説法，做説，致使原傳文中本來正確記載變得真假難辨了。
如，《尚傳》載：“（天聰）八年正月，可喜舉兵略長山、石城二島……”。
長山島，處今遼東半島東黃海中，因有兩處島相鄰近，一稱大長山島，一稱長山島，島名沿襲不變。
《尚傳》記載本無誤，但《校注》引用它書，提出“長沙”一説：“案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八三作‘長沙’，史料叢刊初編平南王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同；太宗實錄天聰八年春正月二十七日甲寅條則作‘長沙’”。
[14]如果明確説“長沙”寫法有誤，有助於治史者識別史料。
但《校注》做考訂，本來錯誤記載作一説，記載並列，列舉記載“長沙”説法兩種典籍，屬清朝官書，具有權威性，可能或誤導讀者相信“長沙”説法性。
如此校注，實為。
如，《尚傳》載：可喜死後，“遺令葬海城”。
《校注》注：“案聖祖實錄康熙二十年夏五月十二日甲子條作‘海州’”。
[15]加此一注，會造成二個誤解：第一，以為海城、海州兩地；第二，以為一地有兩名，有。
其實，海州、海城一地，明朝時稱海州；清順治十年（1653）十一月正式改名為海城。
[16]《校注》引康熙二十年五月作“海州”説，並非記史者失誤，亦非聖祖忘記海州改名，查照原文，聖祖是引述可喜臨終前遺囑：“言雖死，必葬海州。
”[17]可喜生於明末海州，去世前，海州剛改名為海城，故習慣稱“海州”。
《尚傳》記述無失誤，倒是《校注》將其複雜化，變得似是而非了。
一例：《尚傳》説：“旋以可喜廣鹿島副”。
廣鹿島今屬長山列島，處遼東半島黃海中。
《校注》不辨“廣鹿島副”記載是否正確，開列出兩種史書，提出另外兩種説法：一是《崇禎實錄》卷六記載“東江石城島都司”。
二是《國榷》卷九十二記為“東江石城島指揮使”。
[18]尚可喜在世時，於康熙十二年委託他人作《元功垂範》，於十四年主持修《尚氏宗譜》，兩書詳著他個人戎馬生涯，明朝確有過“廣鹿島副”任職；他歸後金時，以此職銜呈報，入載《清太宗實錄》。
《校注》計慮不周，引用所謂“石城島都司”與“東江石城島指揮使”兩條記載，這是否此兩條史料來否定“廣鹿島副”説法呢？ 《清史稿》失誤，過於史實錯謬、張冠李戴事出現，同屬一件事，此處一個説法，彼處一種説法，造成史實自相矛盾。
這反映出當時撰修者各自獨撰，彼此相顧，完全忘記同屬一件事，該如何照應、協調。
《尚傳》與《沈志祥傳》中某些事記載自相矛盾，即是一顯著事例。
、沈兩人隸屬總兵官沈世魁，故兩傳有沈世魁記事，如： （崇德）二年（1637），朝鮮降，（可喜）貝勒（子）碩託帥師克皮島，斬世奎。
太宗伐朝鮮，移師克皮島，世奎戰敗，率舟師走……。
很，同一人，一件事，同一時間，《尚傳》寫斬，《沈傳》寫敗走。
兩傳同在一卷本，排在一起，撰稿人發現兩傳自相矛盾，其草率程度，足以令人！然而令人是，《校注》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如前引證，《校注》《尚傳》關於沈世魁死做了校注，但《沈傳》記沈世魁死事，無一字注，顯系疏忽，致使兩傳為同一人同一事而自相矛盾。
事實是，皮島攻克，其島帥明總兵沈世魁户部承政馬福塔俘獲。
沈拒降，馬福塔有一段精彩話，推出帳外斬首。
此事詳載《李朝實錄》仁祖十五年四月癸巳條。
攻皮島役中，李朝派將士參戰，而此島即稱椴島，屬朝鮮境內。
故知戰事甚詳，沈馬福塔處死，確切無疑。
可見，《尚傳》記載正確，《沈傳》記載失誤。
《校注》者有讀《李朝實錄》，故不得其。
《校注》對《尚傳》中史實差誤，或疏於校注，或校注，受文字所限，茲一一列舉。
校注學術質量，取決於史料精確篩選正確運用。
這方面，《校注》做出了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粗略統計，《尚傳》校注所引用史書，共有12種，其中《實錄》、《清史列傳》、《八旗通志初集》、《平南敬親王尚可喜事實冊》4種主要史料來源。
應當指出，作為主要史料，《校注》所選，嫌。
而直接記述尚可喜一生書，值得重視。
前指出，諸如《元功垂範》、《續元功垂範》、《尚氏宗譜》，應是研究尚可喜首選史料。
清設國史館，為王公諸臣作傳，即遺留於今稱“傳包”傳記稿本，內存《尚可喜傳》，可《清史稿》《尚傳》勘。
相關地方誌，不能輕視。
如《海城縣誌》，若讀過此書，不致將海州、海城混淆不清。
譜牒詳一姓世系，明一族源流，敍族人事功，存有大量歷史信息。
如，關於籍貫、遷徙，乃至流寓，其它史書無可替代。
不讀《尚氏宗譜》，即不知其尚氏源流，不知可喜由來，只能如諸書傳抄“遼東人”説法而已。
《校注》忽視方誌、譜牒一類史料。
《尚傳》校注只用過一種方誌，譜書不用，只是引述他人用過史料罷了。
《校注》偏向官方“正史”，疏漏或含混不清。
以上，《清史稿校注》“尚傳”所存在問題，做了少量考辨，實則是尚可喜個人歷史澄清。
以下所列兩個問題，《清史稿·尚可喜傳》為中心，進一步考辨《校注》中所未校注可喜史事。
撰寫人物傳，其身世包括出生、籍貫、家庭狀況、生活環境，乃至青少年階段成長，是必不可少首寫內容。
這方面，《清史稿》所有傳記記敍簡，很多傳記寫明籍貫，不著出生年，敍事中多半有年無月，年月不書。
人物來歷不明，於展開深入研究。
現《清史稿》“尚可喜傳”中有關其身世記述，引徵如下： 尚可喜，遼東人。
父學禮，明東江遊擊，戰歿樓子山。
明莊烈帝崇禎三年，擢副總兵黃龍東江總兵官，駐皮島，可喜隸部下。
有關尚可喜身世，短短幾句話，含糊不清，。
詳解尚可喜身世，不妨與《尚氏宗譜》（以下簡稱《宗譜》）記述： 王（尚可喜）先世山西洪洞人。
高祖諱生，遷真定府衡水縣（今河北衡水），生二子：長繼芳無嗣；次即曾祖諱繼官，生二子：學書，居衡水；次即祖諱學禮。
三世王（尚可喜）貴，贈平南王。
，曾祖攜學禮公過遼東，因家海州（今遼寧海城），遼東人。
生兄弟五人，王其四。
王生而權奇驍果，識量，成童，善弓馬，結納豪傑，年十八贈王（即父學禮）居河西，王妣太夫人及家屬居河東。
[19] 兩種記述，不僅詳略分明，是內容。
《清史稿》對尚可喜身世不予敍述，無生年，無字號，“遼東人”，無明確地點。
《宗譜》詳述其家庭變遷，確認其先世起自山西洪洞，遷河北衡水，後定居遼東海州；其《始祖及世系圖》明確記載尚可喜生於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八月初一日，排行第四，字元吉，號震陽。
[20]其《先王實績》不書可喜生年，《元功垂範》不書，可喜在世時修譜、著書，避諱，故不書生年。
可喜幼年生活，見於《清史稿》、《八旗通志》（初集）官書記載。
《宗譜》説：“王生而權奇驍果，識量，成童，善弓馬，結納豪傑”，18歲時其父住遼西。
如果説，開頭兩句溢美詞，那麼，後一段話是描述了可喜18歲以前生活。
此段記述當取自於《宗譜》而成書《元功垂範》：“王生而權奇驍果，有識量，成童，善弓馬，結納豪傑，見稱。
” 户部尚書梁清標可喜作《墓誌銘》，寫下了相似話：“王幼而權奇驍果，識量過人，善騎射，見稱。
然而，過了4年時間，他人生發生翻天覆地鉅變。
延伸閱讀…
以上各書記載，《清史稿》記事缺漏多，註可喜遼東人，無記，有關可喜從出生到18歲之前，實屬空白。
古人寫史，倡導“增事省文”，《清史稿》是“省文省事”，應該記載事省略，抹煞了可喜青少年一段歷史，因而可喜本身歷史變得、全面。
可喜身世，有一個解決問題，這他如何加入明朝軍隊，開始他軍旅生涯。
投身行伍是尚可喜人生邁出的關鍵一步。
事實證明，這一步他未來前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宗譜》《先王實績》及《元功垂範》此做了詳細的敍述，省文，這裏敍其梗概： 明天啓元年（後金天命六年，1621）春二月，可喜隨父學禮遼西居住，母親家人留在河東（遼河以東）。
三月，後金攻陷遼陽，其母、兄、嫂及弟、侄並婢僕散失。
可喜聞此訊，“幾不欲生”。
父攜可喜流落到松山，父子“相依命”。
是年，可喜虛齡18歲。
此時，後金向明朝進攻，攻佔開原、鐵嶺、瀋陽、遼陽、遼南地區70餘城，“傳檄而定”。
[22]努爾哈赤為首後金統治集團正謀劃遼西進軍。
這裏是風聲鶴唳，人心惶惶，關內逃難。
父學禮“故里丘墟”，生活下去，“仗劍謁王撫軍化貞”後，軍，受到器重，毛文龍“進居東江”。
父軍，可喜一人獨居松山。
，努爾哈赤發動廣寧役，明軍潰敗，遼西百萬民眾蜂擁入關。
可喜“思親切”，處兵荒馬亂之中，松山無法生活下去，即於天啓三年（1623）四月，直奔山海關，進關謀生。
而守關者他遼人，準入關，可喜返回。
遼西一派，百里之內見人煙。
可喜安身，轉而“循海濱，投水師，編於卒伍”。
可喜加入明水師，不過“為自存計”，説不上有什麼崇高目的。
自父軍後，音信無。
可喜留心打聽父親下落。
他得知毛文龍失守鎮江，退入皮島，即“間行赴”，終於見到了父親。
此時，父親是營遊擊，毛文龍“義兼兄弟”，毛文龍視可喜如子，“拔置左右，日益倚重”。
這説，可喜毛文龍收留，成為他部屬，父子同在毛軍中，參加後金軍事鬥爭。
[23] 可喜這段歷史，是他人生一個決定性開端。
，於這段歷史，應該抓住重點，寫明可喜如何軍。
而《清史稿》尚可喜傳一個弊端是，完全忽視可喜軍一事，寫：“父學禮，明東江遊擊，戰歿樓子山。
”接續上段話後，寫：“明莊烈帝崇禎三年，擢副總兵黃龍東江總兵官，駐皮島，可喜隸部下。
”是説，可喜入軍隊，即為黃龍部下，完全隱去了父子同在毛文龍軍中史事。
有一情節，《先王實績》中記載：父學禮戰死後，毛文龍其部屬交可喜掌管，此為可喜帶兵開始，實為子繼父業。
於可喜人生來説，其父這一結局他產生影響。
《清史稿》雖然關注並寫明其父學禮死，寫可喜繼承其事業，接領其部屬事實，換言之，其父死可喜未來發展沒有任何聯繫，那麼，該書寫學禮死沒有任何意義！顯而易見，《清史稿》作者之所以如此疏漏，實則是可喜一生歷史缺乏深入研究，搞不清此一事彼一事聯繫及影響。
順便指出，上引《清史稿》尚可喜傳所寫“遼東人，父學禮，明東江遊擊，戰歿樓子山”一段話，與清初國史館做尚可喜傳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顯然，前者抄後者。
同時證明，國史館做尚可喜傳時，有關尚可喜身世歷史並沒有參考《尚氏宗譜》與《元功垂範》兩書，以致記述史實歧見，且不知其史事來源。
以上辨尚可喜身世，所見有關傳記，或簡略，或含混不清，或記載失誤，或乾脆不書，諸種，《清史稿》。
關於尚可喜出生到軍前這一段歷史記述，《尚氏宗譜》具權威性。
尚可喜歸附後金，是他人生一個關鍵轉折點。
此，今人評價一，有人直斥他“漢奸”。
尚可喜為何歸附後金？是什麼原因促使他脱離了為之奮鬥了10餘年明朝，而投向後金？明清之際，即清入關前，明朝中大批將吏，以及千百計、萬計、十數萬計士卒，乃至知識分子，投入政權。
他們歸入政權原因各不相同，分析他們歸降政權原因，有助於認清問題本質，對尚可喜本人做出實事求是評價。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清史稿》如何記述可喜歸後金史實。
這段文字，但為保持引文敍述完整性，有全文引述： 皮島兵，（黃）龍不能制，可喜率兵斬亂者，事乃定。
後二年（崇禎五年），孔有德叛明，陷登州，旅順副陳有時、廣鹿島副毛承祿之。
龍遣可喜及金聲桓撫定諸島。
……旋以可喜廣鹿島副。
明年秋七月，有德我師攻旅順，龍兵敗自殺，部將義戰死，蓋可喜兄弟行。
明以沈世奎代龍總兵，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構可喜，誣以罪。
世奎檄可喜詣皮島，可喜詗得其情，廣鹿島。
天聰七年（1633）十月，（可喜）遣部校盧可用，金玉奎謁上（皇太極）乞降。
上報使，賜貂皮。
……八年正月，可喜舉兵略定長山、石城二島，行且……二月，命貝勒多爾袞、薩哈廉迓。
三月，可喜海州，上（皇太極）降敕慰勞。
[24] 2004年，遼寧省海城市召開了一場名為“紀念清朝平南親王尚可喜誕辰400週年”學術研討會暨公祭大會，來中國社科院、遼寧省社科院及國內知名大學清史專家學者60多人參加。
這場研討會上，專家們以言之鑿鑿口吻聲稱“尚可喜作為開國元勳，順應歷史潮流，維護了祖國統一和民族，分裂，毫無疑問是中華民族民族英雄。
”此論一出，歷史學界譁。
但凡熟悉歷史、有良知人知道，一部清朝崛起、征服中原歷史，充斥着漢族人肉體消滅和文化摧殘。
此期間，一大批漢族文臣或領扮演着角色，他們同族絲亞於外族同僚，可以説是有過而無不及，其中“佼佼者”包括尚可喜。
從一系列歷史鐵證中可知，尚可喜非但不是什麼民族英雄，反而是不折不扣民族罪人。
今天，我們來揭穿他真面目。
尚可喜，字元吉，號震陽，生於明朝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祖籍山西洪洞，家世農。
曾祖父尚生那一輩，尚家舉家前往北直隸衡水謀生，等到祖父尚繼官家後遷遼東海州。
尚可喜生逢亂世，18歲時趕上後金入侵遼瀋戰事，一度其父尚學禮逃往遼西松山避難。
於後金肆虐遼東，尚學禮父子無家可歸，索性加入明朝軍隊，同在左都督、平遼總兵官毛文龍麾下效力。
尚可喜運氣，入伍沒多久得到毛文龍賞識，並他收為養孫。
等到尚學禮戰死沙場後，毛文龍下，尚可喜開始統領亡父部眾，由此提拔領。
等到毛文龍薊遼督師袁崇煥擅殺後（1629年），尚可喜轉隸東江總兵黃龍麾下，收復旅順，提拔副，駐守廣鹿島。
然而，過了4年時間，他人生發生翻天覆地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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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六年（1633年）七月，後金攻陷旅順，守黃龍兵敗自殺，而尚可喜留在當地妻妾、家眷、侍婢數百口無法逃脱，全部投水而死。
黃龍兵敗自殺後，沈世魁接任東江總兵，一上台想除掉他關係和尚可喜（注：尚可喜曾鎮壓皮島兵變，使沈世魁失去權力）。
這種情況下，尚可喜竟置國恥家仇於不顧，次年二月攜麾下諸、轄下五島軍資器械渡海投降後金。
尚可喜驍勇善戰，讓後金吃盡苦頭，如今率眾來降，引發轟動效應。
皇太極得知消息後，親自出盛京三十里相迎，並進封他總兵官，與上年明朝叛將孔有德、耿仲明歸降時享受待遇。
這次見面會上，皇太極吹捧尚可喜“達變通權”、“知明運之傾危，識時勢向背”，並賞賜無數珍寶，同時發還先前俘虜、且能找到尚可喜家族成員共計27人。
尚可喜感激於皇太極“知遇之恩”，此後一條心後金（清）賣命，攻取明朝關外軍事要塞、討伐朝鮮戰事中“汗馬功勞”。
獎賞尚可喜功勞，皇太改國號同年（1636年），下令冊封尚可喜智順王，並海州賜予他封地。
與此同時，皇太還冊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王，此即清朝初年“三順王”。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順王”隨攝政王多爾袞擊潰李自成於山海關下，攻取北京。
此後，尚可喜、吳三桂人隨英親王阿濟格沿長城南下，佔領李自成之侄李錦所據延安，後出武關進兵湖廣、江西，追擊李自成餘部。
李自成九宮山殺後，尚可喜班師回京，奉命回駐海州。
於追擊、消滅李自成有大功，尚可喜晉封平南王，時順治六年（1649年）。
回駐海州沒多久，尚可喜奉命與靖南王耿仲明（私藏逃犯清廷詰問，途中自殺，其王爵、部眾長子耿繼茂繼承）一起攻略湖南、兩廣，消滅南明永歷政權。
南方作戰期間，尚可喜既為了向主子表忠心，威懾、恐嚇漢族軍民，製造了一系列慘絕人寰屠城案。
其中，“庚寅劫”和“潮南屠殺”，令人髮指。
順治七年（1650年）二月，尚可喜、耿繼茂率領清軍包圍廣州，勸降南明兩廣總督杜永和失敗後，決定攻城。
於廣州軍民殊死抵抗，尚可喜、耿繼茂看來本應1個月時間裏結束攻城戰，持續了10個月結束，並且造成清軍大量死傷。
正因如此，廣州淪陷後，尚可喜、耿繼茂刻骨仇恨全部發泄無辜民眾身上，指揮士兵進行屠城，史稱“庚寅劫”。
關於廣州死難者人數，作為正史《清史稿》只是地提到：“繼茂可喜攻下廣州，怒其民力守，盡殲其丁壯。
”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寫《廣州市志-宗教志》明確提到，這場浩劫當中，共有70萬漢族軍民遇（“清順治七年，清軍攻廣州，死70萬人，東郊烏龍岡，修和尚僱人收拾屍骸，聚而殮，埋其餘燼，合葬立碑”），整個廣州城無異於一座人間地獄。
尚可喜人暴行繼續。
廣州屠城3年後（1653年），尚可喜、耿繼茂率領清軍攻陷潮州和南雄，當地抵抗漢族軍民舉起屠刀。
清朝乾隆年間編纂《潮州府志》記載，這場屠殺當中，清兵“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郡城破，橫屍遍野，義士鍾萬成收遺骸十餘萬，作普同塔於葫蘆山。
”如此場景，可謂慘絕人寰！攻取廣州同一年，尚可喜藩屏廣東，駐守雲南吳三桂、掌控福建耿繼茂並稱“三藩”，其權勢和名望達到人生巔峯。
而論，尚可喜鎮守廣東26年間確實政績顯著，如積極維持社會秩序、禮樂文教、安撫遺民、發展農業、捐資廣建佛寺容納明末出家學者，。
然而，尚可喜作為一個屠戮同胞劊子手形象，無論如何不能，應該“洗白”。
尚可喜（1604年8月25日—1676年12月4日），字元吉，號震陽，明朝東江軍領，後投降後金（清），為清初五位漢王之一。
祖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後遷北直隸真定府衡水縣，萬曆四年（1576年）其祖父尚繼官舉家遷往遼東都司海州衞（今遼寧海城）。
生於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隨父尚學禮加入東江軍，積功副總兵。
崇禎七年（1634年）投奔後金，授總兵職，崇禎九年（1636年）受封智順王，順治六年（1649年）封平南王，康熙十四年（1675年）晉封平南親王，康熙十五年（1676年）去世，諡敬。
其父尚學禮，生於明萬曆二年（1574年），年幼時隨父尚繼官遷居遼東海州衞[2]。
遼陽陷落後，家人罹難。
投奔遼東巡撫王化貞，授千總職，追毛文龍深入敵後[3]，襲擊鎮江，取得“鎮江大捷”。
毛文龍開鎮東江後，尚學禮多次跟隨毛文龍作戰，積功都司。
天啓四年三月二十四日（1624年5月11日），尚學禮旋城（今遼寧省莊河市境內）巡邏時，遭遇後金軍，力戰殉國[4]。
尚可喜兄進，生於萬曆二十三年（1596年），遼東名，崇禎六年（1633年）陣亡於後金作戰中。
尚可喜學問，但便弓馬，有智勇，暢曉軍事。
軍後，效命於東江總兵毛文龍帳下。
官廣鹿島副。
及至1629年袁崇煥斬毛文龍，皮島總兵沈世奎接任，排擠原毛文龍舊部。
崇禎七年（1634年），沈世奎誑尚可喜皮島，意圖誣以罪名，加以謀害。
此事為尚可喜部下許爾顯人偵知，尚可喜有去意。
於是，遣許爾顯、班志富諸部下前往瀋陽，後金接洽。
皇太極聞，興奮極，呼“天助我”，並賜尚可喜部名“天助兵”。
尚可喜攜麾下諸、轄下五島軍資器械航海歸降。
皇太極出城30裏相迎，賞賜珍寶無數，發還先前俘虜且能找到尚可喜家族成員共計27人（彼時後金所俘100餘人，尚可喜二位夫人亂中自盡）。
封總兵官。
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改國號清，加封孔有德恭順王、耿仲明懷順王、尚可喜智順王，是清初“三順王”。
並海州賜尚可喜為封地，家口舊部安置於此。
受到皇太禮遇。
松錦之戰中，攻松山、杏山地，戰功。
後隨多爾袞徵討朝鮮，迫使朝鮮國王李倧簽訂城下之盟。
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隨清軍入關，隨豫親王多鐸南下，兵湖北鄂州（今武昌），後回師海州。
順治四年（1647年）清軍攻克廣東。
次年，南昌金聲桓、王得仁舉事反清，廣東提督李成棟廣州響應，三次北上進攻贛州。
順治六年（1649年）清軍收復南昌。
李成棟贛州信豐縣兵敗墜馬身亡，廣東李成棟留後南明總督杜永和鎮守。
尚可喜晉爵平南王，賜金印、金冊，與靖南王耿仲明攜家口舊部進軍廣東。
沿海州、山海關、天津、登州、武昌、嶽陽、南韶、肇慶，後直至廣州。
行至武昌，於部下違反軍法，靖南王耿仲明畏罪自裁，由其子耿繼茂接任，兩路大軍同歸平南王節制。
清順治七年春，平靖大軍抵達廣州城下，圍城長達10個月。
到1650年十月下旬，清軍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尚可喜、耿繼茂下令全力進攻廣州，總兵得成、班志富、郭虎、高進庫攻克廣州西關。
十一月初，一日，清軍集中炮火轟擊西北角城垣。
第二天該處城牆轟塌三十丈，尚可喜、耿繼茂親臨前線督戰，指揮清軍闕口攻入城內。
巷戰中，明軍官兵殺六千多名，總兵範承恩擒。
杜永和見大勢去，“偽伯張月、李四、李五、水師偽總兵吳文獻、殷志榮俱水路逃去，小船隻千餘一時奔竄出海”。
清軍佔領廣州全城後，地進行屠殺、淫、搶劫，一位外國傳教士記載：“屠殺十一月二十四日進行到十二月五日。
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地殺死，他們説，説：殺！殺死這些反叛蠻子。
”中國史籍記載：順治七年尚可喜、耿繼茂“破廣州，屠戮甚，居民幾無噍類。
浮屠真修受紫衣賜，號紫衣僧者，募役購薪聚胔於東門外焚，骸燼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
因築大坎痤焉，表曰冢。
”番禺縣人王鳴雷寫了一篇聲淚俱下祭文，摘錄一段以見當日情狀：……甲申姓，七年討殛。
何辜生民，遭六。
血濺天街，螻蟻聚食。
飢鳥啄腸，飛上城北。
北風牛溲，堆積髑髏。
或如寶塔，或如山邱。
房朽，項門枯。
奪其妻，殺其夫；男多於女，野火。
羸老就戮，少者奴；多於少，野火轆轤。
五行，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同為一區。
……廣東文人鄺露這次屠城中遇。
[5]十一月攻陷廣州城，屠殺城中居民，後世稱“廣州屠殺”。
廣州城當時人口40萬，死難者五分之一[6]，《廣州市志》記載“死70萬人”。
尚可喜耿繼茂二王同在廣州建立王府，放縱部屬地人民。
廣東左布政使胡章上疏彈劾二王，指控包括二王所部將士掠辱士紳婦女，結果二王受懲處，胡章反而指誣告而獲罪。
其後要知縣楊雍建內遷事中，上疏陳述廣東濫役、私税諸大害，謂：“一省不堪兩藩，請量移他省。
”[7]
1660年耿繼茂移鎮福建，尚可喜專鎮廣東。
尚可喜廣州王府故址今廣州市越秀區人民公園。
1655年首次上疏以“痰疾時作”請求歸遼東，順治皇帝“粵”挽留。
東南沿海打擊海盜，上書朝廷取消遷界禁海命令，獲得當地百姓支持。
尚可喜廣東私市私税，“每歲獲銀兩不下數百萬”，用以支付高昂軍費開支。
康熙十二年（1673年），尚可喜其長子尚之信和，上書朝廷請求歸遼東，次子尚之孝襲爵留守廣東。
尚之孝兄弟爭主動辭退，康熙帝順勢宣佈裁撤尚藩，間接引發三藩。
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尚可喜進爵平南親王，次子尚之孝襲爵，並授平南將軍。
康熙十五年二月（1676年），尚之信發兵圍困其府邸，奪取廣東指揮權，響應吳三桂叛亂。
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平南親王尚可喜廣州薨逝，享年73歲。
康熙皇帝諡曰“敬”。
棺槨暫厝於廣州大佛寺，1681年歸葬海城鳳翔山，後遷葬海城市八里鎮大新村文安山。
康熙皇帝派遣親王於歸葬道路三次拜祭，撰寫御賜功德碑碑文，並置兩個四品佐領平南王守陵，民國十五年（1926年）廢。
其子尚之信“三藩”中觀望態度守衞廣東，保存實力。
1677年降後，襲爵平南王，加封太子太保。
1680年尚之信康熙賜死，年52歲。
1625年（明天啓五年）其父尚學禮偷襲後金成，戰歿於陣；
1634年（崇禎七年、後金天聰八年），率部航海棄投金，部隊封為“天助兵”，發還被俘人口，封總兵官；
1636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加封“智順王”，移師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