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偉，字滄白，男，客家人，廣東梅縣人，中國共產黨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位列第十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者和締造者之一，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
葉劍英早年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參與北伐戰爭。
1927年12月，組織廣州起義。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職務，參與反圍剿戰役及長徵。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後委書記、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
1949年1月，任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工作。
同年參加中共代表團，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職務，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文化大革命期間捲入“二月逆流”案。
林彪事件後，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他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人聯手策劃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成員，成為中共黨內於華國鋒二號領導人。
此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廢除國家主席時期相當於國家元首）職。
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北京逝世，骨灰安葬於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3月27日，葉劍英出生於廣東省嘉應直隸州（今梅州市梅縣區）雁洋堡下虎形村一個小商人家庭裏[2]:1。
1908年，11歲葉劍英家境轉，父母他送到離雁洋10多里路丙村三堡學堂住校讀書[2]:4-5。
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2]:7。
1912年1月，葉劍英“”成績三堡學堂畢業考入梅縣務本中學，這年冬天梅縣務本中學其他三所中學合併受官辦。
校長是一個守人物，葉劍英因此聯合100多名學生離開學校遷到梅城狀元橋畔東山書院[2]:7，人士、學生家長、鄉紳和愛國華僑支持下在縣城東山腳下建起新校東山中學[3]。
葉劍英進入東山中學讀。
此期間，接觸了一些宣傳社會變革進步書刊。
連任兩屆學生會會長[2]:8-9。
1915年秋，葉劍英東山中學肄業，雁洋堡相鄰橫山羣學任教半年[2]:10-11。
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
1917年夏，葉劍英入雲南講武堂[2]:12。
1920年1月畢業後，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2]:17。
1920年夏，參加了孫中山組織驅逐桂系軍閥役[2]:18。
翌年10月，隨孫中山出巡廣西[4]。
1922年6月，陳炯叛變時，任海軍陸戰隊營長葉劍英率部護衞孫中山脱險，陳炯明軍作戰[5]。
嗣後，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八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
言嶺關大捷，名震[2]:22。
1924年初，討伐陳炯明軍功，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
1924年1月受廖仲愷邀請[2]:25，參與籌建黃埔軍校，1924年5月5日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授《兵器學》[6]。
黃埔執教期間，接觸了許多共產黨人，受到影響，接受了馬列主義。
1924年7月，應張民達師長請求，返回二師，率部迎擊進犯廣州林虎叛軍，獲勝[2]:29。
後奉廖仲愷命，到香洲創辦粵軍第二師獨立營，兼任該營營長。
配合黃埔軍校教學，培訓基層軍士[2]:29。
1924年10月15日，張民達指揮二師參加鎮壓廣州商團叛亂[2]:31。
1925年1月，張民達率二師參加討伐軍閥陳炯第一次東徵[2]:32。
1925年3月，出任梅縣縣長[7]。
1925年5月，任建國粵軍第二師編團團長，率編團參加第二次東徵[2]:41，率部配合友鄰部隊攻克惠州後，奉命留守惠州、博羅一帶維護治安。
1925年12月蔣介石電令調其任嫡系部隊教導師團長。
後來，教導師改為二十師，葉劍英提升副師長。
[2]:42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申請，[2]:27-28中共派熊鋭他談了一次話，談後有迴音，因為中共內部爭議，大多數人認為可以吸收，有人提出他是蔣介石嫡系部隊高級軍官，需要長期考驗，雙方爭執不下。
1926年7月，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率部參加攻打南昌之役[2]:44。
攻克南昌後，蔣介石任命他北伐軍一師師長。
一師是蔣介石嫡系，葉劍英有顧慮，身體謝絕任命。
南昌之役收編孫傳芳部隊組成編軍，任命葉劍英第二師代理師長，葉劍英推辭，只得開赴吉安受命。
他選調了一些黃埔老同學、老同事組建師部機構，招收了一批青年學生到他麾下。
1927年4月12日，江西陷入白色恐怖，吉安全城戒，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報館機構，清洗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
考慮，葉劍英決定反蔣。
他召集全師軍官開會，公開宣佈：願意革命，擁護武漢政府留下；擁護蔣介石，想去南京，請。
會後，葉劍英起草並領銜簽發了反蔣通電。
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這件事報告蔣介石時，蔣介石説：“葉師長會反我們。
”陳第二次去報告：“葉師長我們。
”蔣介石説：“啦，知道了，你下去吧。
”通電反蔣後，葉劍英率領一批左派軍官離開了吉安赴武漢任命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8]；留下左派軍官發起吉安暴動[2]:47-48。
蔣介石得知二師暴動，於相信了葉劍英背離他事實，宣佈開葉劍英國民黨黨籍。
1927年7月，李世安介紹、周恩來，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2]:52。
南昌起義前，葉劍英得知汪衞謀加害葉挺、賀龍，冒着風險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他們商量對策，決定葉挺和賀龍指揮部隊迅速南昌開進[2]:54-55。
起義軍撤出南昌後，葉劍英勸阻了張發奎對起義軍追擊[2]:56。
8月上旬，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2]:58。
12月11日，葉劍英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起義，任軍事指揮部副總指揮。
廣州起義失敗後，葉劍英潛赴香港[2]:73。
1928年冬，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班學習[2]:75。
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葉劍英劉伯承人響應“武裝保衞蘇聯”號召，參與“國際義勇軍”，即前往伯力加入“遠東工人遊擊隊”，訓練部隊，[9][10]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中國黑龍江海拉爾役。
[11]
1930年下半年，葉劍英回國到達上海，劉伯承人翻譯了蘇聯紅軍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資料[2]:78。
1931年4月，到江西中央革命地[2]:79。
國軍即發起第二次江西剿共戰爭，毛澤東建議誘敵深入，而項英。
葉劍英此表示支持毛澤東，協助指揮第二、三次反圍剿戰爭[2]:81。
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
11月底，中革軍委提出“建設精幹統帥機關”建議研究確定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編制體制，建立健全參謀工作制度[2]:82。
1932年10月上旬，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兼任瑞金衞戍司令員[2]:85。
1933年2月，兼任紅十九軍軍[12]，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2]:90。
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一方面軍參謀長，12月，兼任閩贛軍區及建寧警備區司令員[2]:91。
1934年1月，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3]。
2月，任中國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2]:92。
4月，任福建軍區司令員[2]:93；其後於連城戰鬥失利，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2]:94。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徵，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4]。
部隊進入廣西山區時，他遭轟炸負傷[2]:98。
1935年3月，任紅三軍團參謀長。
7月，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2]:103。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甘南。
率領左路軍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針。
葉劍英得悉後，將此事報告毛澤東。
隨後，中共中央巴西召開會議，決定迅速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15][注 1]。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2]:117。
1936年，紅軍發起東徵戰役，葉劍英指揮中路軍作戰，鉗制國軍主力，支援了左、右兩路軍軍事行動[2]:119。
7月，中共中央委派到安塞，進行聯合東北軍工作[2]:122。
9月，派往西安，積極聯絡各方面力量[18]。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會議後派出代表團，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三人趕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羣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促成事變和平解決[19][20]。
1937年3月8日，葉劍英周恩來國民政府談判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會談。
雙方中共承認服國民黨領導地位、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以及容許中共時期內公開、紅軍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國軍同等待遇問題達成《“三八”協議》[2]:137。
1937年8月，葉劍英周恩來、朱德一起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2]:142。
其後紅軍主力改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授予國民革命軍中軍銜[21][22]。
10月，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2]:145。
12月23日，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負責軍事工作[2]:149。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協同周恩來國統區做統戰工作，宣傳中共抗日主張，聯絡國民政府上層人士，並多次參與國民政府談判[2]:156。
1939年2月，葉劍英參與創辦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抗日遊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戰思想[23][24]。
1940年3月，葉劍英出席蔣介石重慶召開全國參謀長會議，作了《作戰磨擦問題》長篇發言，宣講八路軍戰績，駁斥國民政府方面對八路軍攻擊[2]:169-173。
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言論集》[2]:180。
1941年2月，於皖南事變，葉劍英返回延安[2]:181，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中共軍隊作戰，並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制度和措施[2]:182。
11月，葉劍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
1943年6月，國共摩擦起，葉劍英中共中央提出智取勝政治作戰方案，大力開展宣傳戰[2]:187-188。
1944年6、7月間，葉劍英後延安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中共軍隊敵後各抗日地的作戰情況和戰績[25][2]:189。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為中央委員[26]。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成為首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勳章軍事領之一[27]。
1945年12月，葉劍英參加以周恩來首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停戰談判，出席政治協商會議[2]:198。
1946年1月，葉劍英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衝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28]。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2]:219。
3月，國軍攻佔延安後，中共中央機關一分三，葉劍英和楊尚昆率一部分中央機關赴晉西北[2]:220；隨後，葉劍英任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29]。
7月，出席全國土地會議，會上作了軍事問題報告[2]:224。
12月，出席中央米脂楊家溝召開工作會議，任弼時一起，主持了土地問題討論[2]:226。
1948年5月，葉劍英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2]:229。
他主持制定教育方針，培養和建立教員隊伍，發揚教學民主，輸送了大批幹部[30]。
1949年初，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北平市委第一副書記、北平市長、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31]葉劍英和聶榮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2]:239。
期間他組織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傅作義軍隊改編和北平市政府、學校、廠礦各方面接管工作[2]:241，致力於北平市政建設，維護社會安定，恢復發展生產，改善文化教育[2]:247。
4月，他參加以周恩來首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首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和平談判[2]:249-251。
此後該命令得到貫徹，各軍區秩序得以恢復[41]:831。
延伸閱讀…
1949年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攻佔廣州[2]:257。
隨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33]。
1949年底1953年，他領導了華南地區剿匪鬥爭[2]:260、經濟建設以及廣州市政建設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2]:267-270。
1950年1月，任廣州南方大學校長，為南方高等教育作出貢獻[34]。
1950年9月，兼任廣東省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
1950年春開始，他領導廣東省土地改革中，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
他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領導開拓了橡膠和熱帶作物生產事業[2]:281。
1951年5月，任華南軍區司令員[35]。
1952年6月，任中南軍區代司令員，出席華南分局擴大會議。
會議中心內容是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工作中在農民問題上“右傾”錯誤和“地方主義”錯誤，葉劍英會上違心地作了檢討發言[2]:287-289。
1953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代主席[2]:291。
1954年6月，葉劍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36]。
1955年4月，任訓練總監部代部長，主持全軍軍事訓練工作[2]:293。
他強調實戰需要出發，進行現代條件下軍事訓練，解放軍建設成規化、現代化軍隊[2]:294。
9月27日，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1月，組織並主持了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集團軍海岸防禦軍事演習[2]:295。
1956年6月，他主持召開全軍院校會議，強調辦院校部隊現代化建設意義。
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委員[37]。
1956年12月，葉劍英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緬甸。
後，他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印度、波蘭國家[2]:302-303。
1958年3月，葉劍英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2]:306。
主持制定了軍事科學研究方針、原則和方法，建設了一支科研幹部隊伍，培養了一批科研人才[2]:307-309。
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38]。
1959年9月，葉劍英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2]:320。
1960年，任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研究國家防禦作戰問題[2]:320；主張軍事訓練和軍事科學研究結合，總結解放軍軍經驗主，探討現代條件下戰爭指導規律；主持制定解放軍一系列條令條例[2]:325。
1963年12月，葉劍英建議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和軍委的讚許[2]:326。
1965年1月，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5月15日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工作[2]:455。
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39]。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2]:334。
1966年10月，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言，堅決反對搞亂軍隊[2]:336。
11月13日，他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十萬人大會上講話，當時錯誤做法提出批評[2]:337。
11月29日，他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講話，嚴厲譴責打、砸、搶行[2]:338。
1967年1月中旬，毛澤東指使陳伯達教唆衞兵開始批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後周恩來出面闢謠[40]:321[41]:822。
1月19日，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圍繞軍隊內部是否展開文革運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爭執起來[41]:823。
此時葉羣突然拿出發言稿批判蕭華，當晚衞兵抄了蕭華家[41]:824。
次日上午，京西賓館繼續開會，蕭華講述抄家，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出於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蕭華[42]。
徐向前葉劍英氣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因此拍傷手骨[2]:344。
該事情四人幫誣陷“京西賓館事件”，為“二月逆流案”始[40]:322。
京西賓館會議結束，衞兵開始批鬥楊勇，中央軍委工作開始陷入[41]:827。
情急之下，徐向前於1月24日晚，獨闖林彪住處毛家灣，並開門見山要求軍隊保持，並要求制定規則[40]:323。
隨後林彪表示同意，並請葉劍英、聶榮臻趕到毛家灣，商議出七條意見[43][41]:828。
後葉、聶、徐三位元帥趕赴釣魚台國賓館，與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確定七條意見[41]:828。
後各軍區領導討論，改成八條意見[41]:829。
1月28日，林彪與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澤東處審批該八條命令[41]:829-830。
此後該命令得到貫徹，各軍區秩序得以恢復[41]:831。
延伸閱讀…
同年2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40]:324。
會上，徐向前陳伯達劉志堅問題發生爭執[40]:325。
2月11日，葉劍英和徐向前陳伯達、康生、張春橋軍隊問題發生爭執[44][41]:832。
2月16日，軍方文革小組衝突達到頂峯，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發言怒斥文革小組[41]:832。
會後中共文革小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表態，文革組開始製造“二月逆流案”[41]:834。
2月25日3月18日，中共中央多次開會，葉劍英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冠以“二月逆流”罪名，遭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人圍攻批鬥[2]:346。
1968年3月，發生楊餘傅事件，葉劍英、聶榮臻人誣陷“後台”[2]:349。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朱德、陳雲、葉劍英、徐向前、陳毅、聶榮臻人分為小組，進行批判[41]:841-842。
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表示為二月逆流案平反[40]:329。
然而同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陳毅、葉劍英元帥繼續分組批判[41]:843-844。
1969年1月，葉劍英下放到新華印刷廠蹲點[2]:352。
610月，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全面深入地分析國際形勢，中國外交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2]:353。
同年10月，林彪發佈《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全軍進入戰備狀態，各軍隊領疏散離京[41]:848-849。
其中朱德去廣州、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去武漢、陳毅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45]，徐向前開封，彭德懷在押，此時十大元帥中羅榮桓和賀龍去世外，只有林彪北京[41]:849。
1970年8月，葉劍英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2]:355。
會後，他毛澤東、周恩來指示，帶領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地，調查陳伯達歷史[2]:356。
1971年7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2]:366。
後林彪九一三事件爆發，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工作[2]:357。
同時，中共中央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葉劍英主持，並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組成，辦公會議制度維持1975年2月[46]。
1972年，參加接待後來華訪問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1973年，協助周恩來接待第二次來訪基辛格[2]:366。
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他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五領導人，於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和康生。
1974年1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鄧小平一起指揮西沙戰，佔領西沙羣島[2]:363-364。
1975年1月13日-17日，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他任命國防部長[2]:370。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葉劍英主持。
6、7月間，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他會上國際形勢、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安排超編幹部問題作了講話[2]:371-372。
他主持下，全軍二十幾個單位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配備[2]:373。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任周恩來治喪委員會委員。
2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小平停止中央領導工作，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工作。
葉劍英毛澤東下令“養病休息”，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2]:376。
7月6日，朱德逝世，任朱德治喪委員會委員。
8月，與王震交談時，做了一個手勢：“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上晃了兩晃，然後大拇指倒過來，往下一。
”葉劍英以此表達毛澤東沒逝世，四人幫採取行動。
王震會意。
[47]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三百七十五人組成任毛澤東治喪委員會。
9月11日，到人民大會堂毛澤東守。
治喪初期，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計劃解決“四人幫”問題[48]:672。
9月11日，華國鋒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交底，通過李先念居中聯繫，葉劍英取得一致意見。
9月21日，楊成武來北京西山住地，轉告聶榮臻意見：“採用黨內鬥爭途徑來解決他們問題，是無濟於事”，“採取措施，才能防止”，“要注意爭取得到華國鋒支持”。
此後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軍委常委陳錫聯、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衞戍區負責人吳德人支持，力量完全壓倒了“四人幫”。
9月24日，李先念來北京西山住地轉達華國鋒意見，華國鋒考慮過開會解決和武力解決兩種方式，葉劍英談後確定“隔離審查”方式解決[2]:383。
9月2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生前聯絡員是否留在北京整理毛澤東文件檔案和起草十屆三中全會報告時，和華國鋒人予以抵制。
通過黨內鬥爭程序無法順利拿下“四人幫”，決定“斬後奏”，待處置“四人幫”後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
[48]:695[49]10月3日，葉劍英、華國鋒聽了汪東興的彙報後，解決“四人幫”問題行動計劃達成[48]:697-698。
10月4日，陳雲來北京後海邊住所交談，陳雲表示這場鬥爭“不可避免”、“下不為例”[50]。
10月5日，住地楊成武談，請他轉告聶榮臻“商量好了，請他放心”並讓楊成武注意掌握總參謀部以及全軍部隊。
10月6日，汪東興率8341部隊計劃展開抓捕，華國鋒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名義，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懷仁堂開會，晚8時左右，三人後抵達，即華、葉、汪宣佈其“隔離審查”；同時，江青、毛遠新住處宣佈“隔離審查”和“地監護”，謝靜宜、羣“四人幫”黨羽北京市委控制[2]:387。
10月6日晚10，華國鋒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會上宣佈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遺願、“四人幫”抓是文化大革命勝利[51]:146。
華國鋒提議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時，葉劍英堅決推辭，並提議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會議討論，通過華國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2]:388。
10月8日，和華國鋒一起指揮和部署，徹底掃除“四人幫”上海大本營勢力。
10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蘇振華、倪志福、彭衝帶領中央工作組到上海穩定局勢。
10月18日，中共中央黨內發出通知，通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
10月24日，天安門城樓華國鋒出席百萬軍民舉行集會，慶祝粉碎“四人幫”勝利，毛澤東逝世後局面一掃而空[52]。
12月7日，接到鄧小平患前列腺炎病情報告，報告上批示：“精心治療，嚴格保密，注意安全。
”解放軍總醫院批示，將南樓病房五層騰空，秘密安排鄧小平入院治療。
1977年2月3日，安排病癒出院鄧小平及全家進住中央軍委服務保障部門管理北京西山25號樓。
[53]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九號文件，通知全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葉劍英負責主持。
後，和聶榮臻多次華國鋒提議，請鄧小平出來工作，讓自己兒子去找陳雲、王震人，一起呼籲鄧平復出工作。
[54]5月14日，住所過八十壽辰，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粟裕、餘秋裏、楊成武、鄧小平前來祝壽，葉劍英眾人面鄧平説：“你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中領班。
”[55]後做《八十書懷》一首：
八十毋勞論廢興，長徵接力有來人。
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望塵。
億萬愚公破立，五洲權霸沉淪。
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
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和鄧小平分選為黨中央正副主席，葉劍英繼續擔任排名第一副主席。
8月批示“上報軍委批辦文件，可送小平同志”，傳達軍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