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過去的幾年裏，特別是去年以來，很多人對中國宏觀環境憂心忡忡，悲觀情緒蔓延] | [編按：過往數載，尤其是逾年以來，眾多人對華夏經濟大勢疑慮滿懷，悲觀心緒彌漫。] | ||
| 特別分享李錄先生2019年1月在國際投資人會議上的演講，雖然是幾年前的演講，但如今讀來依然有益。 | 特此摘錄李錄先生在二零一九年一月於國際投資者論壇上的講話，雖然屬數年前講演，但今時再讀，仍舊受益。 | ||
| 這篇演講探討的是中國未來20年的經濟大趨勢。 | 本文旨在探討華夏未來的二十載經濟大勢。 | ||
| 分享之前，先介紹一下李錄何許人也？李錄是美籍華人，1966年出生於中國唐山，親身經歷過八九學潮，後去美國向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芒格（Charlie Munger）學習投資。 | 言及本文之前，首述李錄其人，李錄乃美籍華裔，一九六六年誕於華夏唐山，親歷八九風波，後赴美追隨巴菲特（Warren Buffett）與芒格（Charlie Munger）研習資技。 | ||
| 芒格經常説這樣一句話，「我的劍傳給能揮舞它的人」，而李錄就是這個能揮舞這把劍的人。 | 芒格常言：「吾劍傳於能舞劍之人」，而李錄正是此能舞之士。 | ||
| 芒格對李錄不僅僅是大加讚揚，他還用家族的資產投資了李錄管理的基金。李錄管理的基金叫喜馬拉雅夥伴基金，成立於1997年，業績很好，最著名的投資案例就是投資了比亞迪。 | 芒格對李錄讚譽有加，更以其家族資產投資李錄掌管的基金。李錄掌舵之基金名為喜馬拉雅合夥人基金，始創於一九九七年，實績斐然，投資比亞迪之舉最為人津津樂道。 | ||
| 從比亞迪2002年上市就開始投資，是比亞迪的基石投資者，隨後又不斷的加倉，20年下來獲利幾十倍，被很多投資者奉為價值投資的經典案例。 | depuis比亞迪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上市開始注資，乃其基石投資者，其後更持續增持，二十載以來獲利數十倍，為眾多投資者尊為價值投資之典範。 | ||
| 至此，李錄也有了「中國巴菲特」的稱號。或許在中國，也有其他人被輿論稱為「中國巴菲特」的人有不少，但從芒格那裏得到這個稱號的人只有一人，那就是李錄。 | 此時，李錄亦有「華夏巴菲特」之稱。或許華夏境內由媒體封為「華夏巴菲特」者不乏其人，惟由芒格親授此名者，獨李錄一人。 | ||
| 李錄這篇演講借資本與歷史之眼界來客觀並動態地理解中國以及我們正在經歷的一切，李錄為中國所身處的時代提供了極佳的註腳。 | 李錄於此次演講中，以資本與歷史之視角，客觀且動態地剖析華夏以及我們現所處之境，為華夏所處之時代提供了極佳的注釋。 | ||
| 知識分子的情緒替代不了這個國家面臨的根本的經濟問題。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不需要意識形態，既不需要左也不需要右，需要的是大家能夠用常識説話，做判斷和討論問題。 | 知識分子之情緒無法取代此國所面臨之根本經濟難題。於華夏如斯之國，無需意識形態，既不須左亦不須右，所需者乃人人以常理言談，判斷與討論問題。 | ||
| 這才會為國家的諸多層面發展省下極其可觀的集體化的情緒成本以及這種情緒餘波帶來的社會成本。 | 如此方能為國家諸多層面發展節省浩繁之集體情緒成本，及其餘波所致之社會代價。 | ||
| 應該讓常識替代意識形態的左右之辨成為主導中國發展的思想資源與思想力量。 | 應使常理取代意識形態之左右之爭，成為主導華夏發展之思想資產與思想力量。 | ||
| 正如李錄在演講中強調知識的誠實：「我們的分析盡量保持客觀理性，摒棄任何意識形態及情感帶來的偏見。我們要描述的是『真實』，而不是『理想』或『希望』。」 | 正如下述，李錄於演講中強調知識之誠實：「吾等分析盡可能維持客觀理性，摒棄源自任何意識形態與情感之偏見。吾等所刻畫者乃『真實』，而非『理想』或『期盼』。」 | ||
| 本文轉自《新經濟學家智庫 New Economist》，內容來自2019年1月，李錄在國際投資人會議上的主旨演講。 | 本文轉載自《新經濟學家智庫 New Economist》，內容源於二零一九年一月，李錄於國際投資者論壇所發表演説。 | ||
| 在過去的幾年裏，特別是去年，很多人對中國宏觀環境憂心忡忡，悲觀情緒蔓延。 | 過往數載，尤以去年，眾多人憂慮華夏經濟大勢，悲觀心緒廣泛流佈。 | ||
| 所以我們今天就破例談談宏觀環境。説到底，當我們投資一個國家的一家企業時，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們也是在投資這個國家。我們需要對這個國家有大致的瞭解。 | 是以今日吾等姑打破慣例，詳論經濟大勢。歸根結底，當吾等投資此國企業時，某種程度上而言，吾等亦投資此國。吾等對該國應有所泛覽。 | ||
| 另外需要説明的是，作為投資人，我們關注的是對未來大概率正確的預測。我們的分析盡量保持客觀理性，摒棄任何意識形態及情感帶來的偏見。 | 另需闡明者，吾等作為投資者，所側重者乃對未來大概率之準確預測。吾等分析旨在維持客觀理性，排除任何意識形態或情感偏見。 | ||
| 吾等所意欲訴説者，乃造成中西差異與獨特性的基本事件，其中地理環境是最關鍵的原因。 | |||
| 首先我們來討論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和獨特之處。 | 吾等首要討論者，究因何事促成華夏與西方之間之差異與獨特性。 | ||
| 自古代社會直到近代，中國和西方，或者簡單地説東西方，都被喜馬拉雅山脈和廣袤的蒙古草原分隔成兩塊，兩者幾乎沒有什麼交流。因此東西方文明各自獨立地進行發展。 | 自上古迄近代，華夏與西方，或言簡意賅之東西方，皆為喜馬拉雅山脈與遼闊蒙草原所分割，兩者幾無往來。故東西方文明各自行發展。 | ||
| 一些偶然的歷史事件讓東西方分別在不同時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此他們也在對待事物的方式和建立的體系中體現出不同的傾向性。 | 若干偶然之歷史事件，使東西方分別於不同時勢踏上異路，遂於處事方針與建立之體制中展露歧異之傾向。 | ||
| 當然，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是人類，都有人性共通之處。但他們產生了不同的發展走向，這是由於人性在不同的外界因素影響下展現出不同的方面所導致的。 | 固然，華夏人與西方人皆為人類，鹹有人性共通之處。然而其發展路徑殊異者，乃由人性於各式外在因素影響之下，呈現出面相各異之故。 | ||
| 我會講述一些導致了這些差異的基本事件，其中地理環境是最重要的原因。 | 吾將闡述導致此等差異之基本事件，其中地理環境因素最為緊要。 | ||
| 中國的西面是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脈，一道人類幾乎無法逾越的屏障，北面是遼闊、冰冷的蒙古大草原，東面和南面臨海。 | 華夏西臨人類難以逾越之障壁：喜馬拉雅山脈；北為遼闊嚴寒之蒙草原；東及南皆濱海。 | ||
| 非常有意思的是兩條同樣發源於喜馬拉雅山的大河，長江和黃河，朝著同一個方向奔流入海。在人類發現美洲大陸以前，長江和黃河之間形成的這塊沖積平原是地球上最肥沃、最廣闊、最適合農耕的土地之一，可謂天賜之地。 | 尤饒興味者，同源於喜馬拉雅山之兩大河流：長江及黃河，竟朝相同方向奔騰入海。於人類發現美洲大陸之前，長江與黃河之間所交織而成的沖積平原，乃地表最沃土、最廣闊、最適農耕之聖地，可謂天賜良緣。 | ||
| 因此，農業很早就在這裏萌芽。這兩個大河道再加上一些支流，為平原上各個地區之間的交通提供了經濟、便利的方式。 | 是故，農業於此地早早萌芽。而兩大河道，兼之若干支流，更為平原各地區之間之往來提供經濟且便捷之交通方式。 | ||
| 所以只要某一個地方能聚集起足夠大的力量，征服這一整片土地便不是難事。農業文明的基礎是光合作用，它把太陽能轉化成農作物和可畜養動物，而動植物都依賴土地。 | 由此，只要某處能集結足夠強大之實力，征服此幅土地並非難事。農業文明根基於光合作用，乃將陽光化為農作物與可飼動物，然動植物皆有賴於土地。 | ||
| 這就意味著土地的大小決定了農業產出和所能負擔的人口數量。在整個農業文明的歷史中，土地的稀缺性是貫穿始終的主題。 | 此亦意味著，土地之大小決定農業產出及可承載之人口數。於農業文明全史中，土地稀缺性乃始終不渝之主題。 | ||
| 某個社會一旦擁有更多的土地，就會產生更多的人口，當人口多到一定程度，超過土地大小所能承載的極限，就會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戰爭、瘟疫、饑荒紛至沓來，人口急劇減少，又開始新一輪的循環。 | 一旦某個社會佔有較多土地，將孕育更多人口；當人口增長至一定程度，已逾土地可容納之極限，便會跌入馬爾薩斯陷阱。戰爭、瘟疫、饑荒接踵而至，人口急遽縮減，旋又展開新生之迴圈。 | ||
| 農業文明的經濟是短缺經濟，也即農業經濟不足以維持人口的正常增長規模，在到達土地產出極限時，人類的總人口只能減少。減少的人口通常以民族、種族和國家劃線。佔據了最大片土地的族羣通常能生存下來，而代價是其他族羣的衰亡。農業文明中的戰爭通常是為了爭奪更多土地。 | 農業文明之經濟形態乃短缺經濟，即農業經濟不足以支撐人口之正常增長，故當踏及土地產出極限之際，人類總人口只會萎縮。此種人口萎縮，往往依民族、種族與國家進行區分。而佔有最大片土地之族羣，往往得以存續，但代價是其他族羣之消亡。農業文明之戰爭，通常旨在爭奪更多土地。 | ||
| 中華文明5000年歷史上，這樣的爭戰數不勝數。最終的勝者是那些發明出一種大規模動員人民的方式的社會，也就是政治組織形式比較完善的社會。 | 華夏文明五千年之歷史，此等戰爭屢見不鮮。終極之勝利者乃發明出大規模動員人民方式之社會，亦即政治組織形態較為成熟之社會。 | ||
| 人類非常有趣，既有高度的個體性，又有高度的社會性。在這點上，人類在所有物種中可謂獨一無二。而中國人最先探索出一種大規模動員社會的方法。 | 人類極富趣味，具強烈個體性，亦具濃厚社會性。於此特色上，人類於萬千物種中獨樹一幟。而華夏人最早探究出一套大規模動員社會之方法。 | ||
| 大約2400年前，地處中國西邊的一個小國——秦國實行了商鞅變法。商鞅變法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掀起了社會組織方式的一場翻天覆地的創新革命。在此之前，因為人從動物進化而來，所以自然都是以血緣關係為核心來向外延伸人和人的關係。 | 約莫兩千四百年前，蟄居於華夏西陲之一小國——秦國推行商鞅變法。其意義深遠，因其開啟了社會組織方式之創新革命。於此之前，人類源自動物演化而來，故人際關係之延伸，自是以血緣為核心。 | ||
| 秦國首次打破了這種血緣關係，規定財產可以傳代，但政治權力不可以傳代。政治權力的分配僅以一代之內的功績和能力為依據。在此之前的中國，以及一直到現代以前的西方，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主體。如果上一代封爵，子孫數代都可以封爵。政治權力是以血緣關係來分配和傳承的，社會高度固化，很少有上下自由浮動的機會。 | 秦國首先打破此等血緣關係，訂定財產可世襲繼承，然政治權力則否。政治權力之分配，僅以一代之功績與才能為準。在此之前的華夏，以迄西方之近代，奠基於血緣關係之封建制度，始終居於主流。倘若先世受封爵位，子孫後代皆可承襲爵位。政治權力依血緣關係分配與傳承，造成社會僵化，上下自由流動之機會甚少。 | ||
| 秦國的商鞅變法開創了任人唯賢的制度，根據功績、學識和能力進行人才選擇和政治權力分配。而且這種選擇和分配只限於一代人之內。秦國這個小國，因其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提供了不論出身、可以靠自身努力獲得政治權力的上升通道，因而動員起所有人的力量，最終征服了整個中華領土，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 | 秦國之商鞅變法，確立唯才任用之制度，依功績、學識與能力，甄選人才，分配政治權力。此等甄選與分配僅限一代之內行之。秦國雖乃一蕞爾小邦，然其為社會中之每一位成員開啟了脱離出身，依自身努力而獲取政治權力之升遷之路，因而激發全民之力，終而統一華夏版圖，建立廣大之帝國。 | ||
| 此後的兩千多年間，中國各朝各代都是以相似的方式組織社會，也因此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一直非常強大，其政治體系高度精密、完善。中國人在歷史上首先發明瞭以賢能制為基礎的官僚體制，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傳統今天仍在繼續，吸引著最卓越、最聰明能幹的人進入政府工作。 | 其後兩千餘年，華夏歷朝歷代鹹以類似方式組織社會，故於農業文明時代，華夏始終強盛，其政治體制亦極為精緻且完善。華夏人於歷史上首創奠基於賢能制之官僚體系，此傳統於某種程度上延續至今，吸引最傑出且才華洋溢之士仕官為政。 | ||
| 西方在歷史上則從未有過這樣的傳統。中國是最早發明政治賢能制（Political Meritocracy）的國家，從而得以釋放出集體的巨大潛力。 | 西方歷史上未曾存有此類傳統。華夏乃首創政治賢能制（Political Meritocracy）之邦，藉此釋放集體之浩瀚潛能。 | ||
| 這一直也是中華文明的標識。 | 此亦向來為華夏文明之標誌。 | ||
| 我們再來看西方，主要是歐洲，因為歐洲在現代史中的角色更為重要。歐洲的地理環境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布滿了許多流向紛亂的小河流。歐洲整個區域並不大，卻被山脈和複雜的河道分割成許多小塊，易守難攻。再加上大部份歷史時期內，歐洲仍被濃密的原始森林所覆蓋。因此，在羅馬帝國時期，歐洲幾乎還處在荒蠻時代。直至西羅馬帝國滅亡，原始森林被慢慢砍伐，農業才開始蓬勃發展。但因地理條件所限，歐洲的土地無法支撐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以至於羅馬帝國之後所有重新統一歐洲的努力皆以失敗告終。 | 吾等再來審視西方，首重歐洲，蓋歐洲於現代史中扮演要角。歐洲之地理環境具有一項顯著特色，即遍佈縱橫無章之小河川。歐洲全境並不大，卻為山脈與錯綜複雜之河道所分割成若干小區域，易守難攻。再者，於絕大部分歷史時期，歐洲仍為茂密原始森林所覆蓋。是以，羅馬帝國時代，歐洲幾近蠻荒。待西羅馬帝國滅亡，原始森林逐漸開墾，農業方才蓬勃發展。然限於地理條件，歐洲土地不足以支撐統一之大國，是以羅馬帝國瓦解之後，所有統一歐洲之舉皆告失敗。 | ||
| 要管理好所有這些小國，只需依靠以國王和貴族為核心的血緣關係和國與國之間的血緣、地緣關係便足夠了。所有政治權力都是可遺傳的。因此，在現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權力從未像中國那樣向着平等主義、任人唯賢的方向發展。 | 欲統治此等眾多小國，僅需依賴以國王及貴族為核心的血緣關係，以及各國之間之血緣地緣關係即可。所有政治權力皆可世襲。故西方於現代之前，其政治權力從未如華夏爾般朝向唯才任用及公平均等的理念邁進。 | ||
| 然而，西方在地理上有一項決定性的優勢，這一優勢在近代五百年的歷史中被證明是非常關鍵的。為了理解這一優勢，我們先看一下歐洲和中國與美洲之間的距離（圖3）。 | 然西方於地理上具有一項決定性之優位，近代五百年間，此優勢被證實至關重要。為理解該項優勢，吾等先觀察歐洲與華夏與美洲之間之距離（圖3）。 | ||
| 圖3中的左右兩張圖片不是完全比例一致的，但我們大致可以看出歐洲和中國與美洲之間的距離差異之大。歐洲和美洲之間的距離約為3000英里，中國和美洲之間的距離約為6000英里。再考慮到洋流的因素，中國和美洲之間的距離實際上遠大於6000英里。因此，當歐洲的商人開始航海時，他們到達和發現美洲大陸的概率要遠高於中國的商人。 | 圖3中左右兩幅圖片並非嚴格按比例繪製，但吾等仍可粗略看出歐洲與華夏與美洲之間距離之巨大差異。歐洲距美洲約三千英里，華夏距美洲約六千英里。再加上洋流因素，實際上華夏距美洲之距離遠超過六千英里。然則，當歐洲之商賈開始航海時，其抵達並發現美洲大陸之機會率，遠較華夏之商賈為高。 | ||
| 在現代科技文明出現以前，想從中國航海到達美洲簡直是天方夜譚。鄭和下的只能是「西洋」，而不是「東洋」。而從歐洲航海到達美洲卻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偶然」發現了美洲大陸，這一偶然之中藴含了地理位置優勢之必然。 | 於近代科技文明誕生之前，自華夏航海以抵美洲簡直是痴人説夢。鄭和所率領者，也只能是「西洋航海」而非「東洋航海」。然而，自歐洲航海而達美洲卻絕非妄想。此即緣何歐洲人「偶然」發現美洲大陸之事實背後，隱含著地理位置優越之必然性。 | ||
| 這次地理大發現的意義非比尋常。首先，歐洲人藉此暫時逃脱了馬爾薩斯陷阱，因為北美洲的土地比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更廣闊、更肥沃。由於北美農業的自然稟賦（主要是指農業所需要的原生動植物物種）過於貧乏，而且在地理上與歐亞大陸自冰川紀後就一直處於隔絕狀態。因此農業還未得到發展，所以這一區域人口稀少、文明極其落後。歐洲人踏上美洲大陸後，輕而易舉就征服了本地的原住民，其中絕大部份原住民死於歐洲人帶去的病菌。忽然之間，歐洲繼承了一塊巨大的、肥沃的土地，幾乎可以支持無限多的人口，由此得以在跨大西洋領域內形成了持續數百年的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 | 此次地理大發現之意義重大非凡。其一，歐洲人藉此暫免馬爾薩斯陷阱之困，蓋北美洲之土地較長江與黃河之間之沖積平原，幅員更廣且地力更豐。然北美農業天然資賦之匱乏（首要者，乃農業所需之原始動植物物種），加上其自冰河期後即與歐亞大陸相隔絕之地理位置，是以農業未及發達，故而此區域人煙稀少，文明亦極為落後。歐洲人登陸美洲大陸後，輕易征服當地原住民，其絕大部分乃死於歐洲人所攜帶之疾病。驀然之間，歐洲繼承了一片幅員遼闊、物產豐美的土地，足以承載無數人口，由此而促成跨越大西洋區域，數百年來之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 | ||
| 當然，如果人口一直增長下去，土地最終也將無法支持，還是會陷入馬爾薩斯陷阱。但在此之前，另一重大事件發生了。 | 固然，倘若人口持續增加，終究將使土地不敷所需，仍然會陷入馬爾薩斯陷阱。然而，在此之前，已另有重大事件發生。 | ||
| 新一輪的持續經濟增長同時引爆了社會思想和自然科學兩個領域的劇變，最終導致了啓蒙運動和偉大的科學革命。此後，自由市場經濟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引發了文明範式的轉變，真正將人類文明帶入了全新的階段。這個時代的定義是持續的、複利式的、無限的經濟增長。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 | 此一輪持續經濟增長，同時激發了社會思想及自然科學兩大領域之變革，終而演變為啓蒙運動與偉大科學革命。其後，自由市場經濟與現代科技之結合，引發文明範式之轉變，真正將人類文明推進嶄新時代。此時代之定義為持續的、複利的、無限的經濟增長。此種現象於人類歷史前所未見。 | ||
| 如前所述，農業文明是由光合作用原理決定的，光合作用對能量轉換的極限受制於土地的大小。土地的大小有自然的上限，因此農業文明的經濟是短缺經濟。而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文明能夠釋放出持續的、複利式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將農業時代的短缺經濟轉變為富足經濟。這種區別是劃時代的。 | 如前述，農業文明之根基在於光合作用原理，而光合作用將能量轉換之極限受限於土地面積。土地面積有限，故農業文明之經濟體系為短缺經濟。然而，以現代科技為基之文明，方能釋出持續且複利的經濟增長動力，將農業時代之短缺經濟轉型為富足經濟。此乃劃時代之分野。 | ||
| 這種新制度是經濟賢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的結果。在歐洲，人們忽然發現，無論你是誰，出身如何，你在經濟層面上有了自由上升的通道，可以通過努力飛黃騰達。這種體系有助於釋放個人和小集體（公司）的潛力，它吸引著人性的另一個方面，即個體性力量的釋放。這是過去幾百年間的現代史上才發生的現象，歐洲（西方）分裂的小諸侯國及美洲大陸上特別是北美的小殖民國，正是形成這種新文明的政治、地理土壤，而在西方個體和小集體的強大是現代文明的產物。 | 此種新制度乃經濟賢能制（Economic Meritocracy）之成果。於歐洲，眾人驀然察覺，不論出身如何，於經濟層面均享有提升之自由途徑，得以經由努力而功成名就。此種體制有助於釋放個人與小集體（公司）之潛能，並吸引人性的另一面向：個體力量之釋放。此種現象乃是數百年間現代史之產物，而歐洲（西方）列國之分立，以及美洲大陸（尤以北美）之殖民地，正是孕育此種新文明之政治與地理土壤；而西方個體與小集體之強大，則乃現代文明之產物。 | ||
|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看中國、中國看西方時，都常常不得其法。他們總是從自己的偏見和自身的成功經驗出發。例如，西方是因為個體和小集體（公司）的力量而成功的，他們對政府的幹預就不免總有深入骨髓的懷疑。所以我今天演講的第一部份就是要給大家做好鋪墊，講述一下中西方之間這些有著長期歷史淵源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差異。 | 是以，當西方觀察華夏，華夏觀瞻西方之際，往往不得其門而入。其等總是囿於自身偏見與成功體驗。譬如，西方之勝利，源自於個體與小集體（公司）之力量，故其等對政府介入經濟，自然而然地產生深入骨髓之疑懼。是以，吾今日演講之首部，乃旨期為諸公奠基，釐清中西方之間之久遠歷史根源、幽微畔分與至深鴻溝。 | ||
| 1840年，中國和現代的西方以鴉片戰爭的形式相遇了，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同時也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當他們還沈浸在農業文明的輝煌中時，已經完全錯過了工業革命和科技文明。西方已經在這個過程中先行了幾百年。此後的100多年裏，中國在半殖民地狀態下跌跌撞撞、舉步維艱。1949年，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重新建立起統一的國家，在開始階段走上了計劃經濟的道路，至少部份原因是計劃經濟的特點與中國人組織集體、釋放集體潛力的本能恰好吻合。對中國政府來説，這也是很自然的選擇。當一個國家選擇自己的命運和發展道路時，會受到根深蒂固的歷史偏見的影響。後來計劃經濟的結果如何，大家也都知道了。 | 一八四零年，華夏與近代西方於鴉片戰爭中交鋒，華夏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同時亦不得不直面殘酷現實——當其沉浸於農業文明之盛景時，業已全然錯失工業革命與科技文明。西方於此進程中領先數百年之久。此後逾百年，華夏於半殖民地局勢中顛沛流離、步履維艱。一九四九年，華夏於共產黨領導下，復立統一之邦；國家建設初始，採行計畫經濟，其部分緣由，乃因計畫經濟之特質，與華夏人組織集體、發揮集體潛能之天性高度吻合。對華夏政府而言，此亦屬自然之舉。一國於選擇自身命運與發展路徑時，往往受制於根深蒂固之歷史偏見。後續計畫經濟之成效，諸公亦瞭然於胸。 | ||
| 1978年，鄧小平上台，那時他並不知道帶領中國走向繁榮的正確路線是什麼。但鄧小平有一個非常實際的觀察。 |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上任之際，尚未明晰帶領華夏走向繁榮之正確道路為何。然鄧小平具有一項極為務實之觀察。 | ||
| 據其翻譯李慎之在回憶錄中所述，鄧小平曾告訴李慎之，據他觀察，二戰後凡是與美國好的國家都富了，凡是與蘇聯好的國家都變得非常貧窮。這是鄧小平在1978年第一次訪美時告訴李慎之的。此次訪美後，在卡特（Jimmy Carter）總統當政時中美建立了外交關係。從此，鄧小平衝破中國傳統歷史偏見的藩籬，轉而學習美國的道路，開始倡導市場經濟，開放國門，如飢似渴地向美國及西方學習現代科學技術及市場經濟道路。自此，我們見證了中國近40年的經濟超高速增長。這40年的復合增長率平均約為9.4%。按實際價值計算，中國40年來國內生產總值翻了37倍。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實現了超長時期內經濟持續超高速的增長，這絕對是一個奇蹟，是史無前例的。 | 據其譯者李慎之於回憶錄中所載，鄧小平告之李慎之，其觀察所得：二次大戰之後，但凡與美國交好的國家，皆致富碩；反之與蘇聯交好的國家，皆陷困頓。此乃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首度訪美時，告知李慎之者。此次訪美後，在季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治下，中美建立外交關係。自此，鄧小平突破華夏傳統歷史偏見之樊籠，轉而仿效美國發展道路，積極提倡市場經濟，開放國門，如飢似渴地向美國及西方學習現代科技與市場經濟之途徑。由是，吾等見證華夏接近四十年之經濟極速增長。此四十年間之複合年增率約為百分之九點四。按實際價值計，華夏國內生產毛額於四十年間倍增三十七倍。此全球人口大國實現了超長時期之持續極速經濟增長，絕對堪稱奇蹟，前無古人。 |
未來20年：台灣經濟成長與趨勢預測
未來20年，台灣經濟將歷經重大轉變。為迎接這些變化，本文分析了台灣經濟的潛在成長驅動力和麪臨的挑戰。
經濟成長驅動力
| 驅動力 | 説明 |
|---|---|
| 科技產業轉型 | 人工智慧、區塊鏈和半導體等新興科技將帶動經濟成長。 |
| 服務業升級 | 觀光、醫療和金融等服務業將擴展並提升附加價值。 |
| 亞太市場整合 | 台灣與其他亞太經濟體的區域整合將創造新的市場機會。 |
經濟成長預測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預測，未來20年的台灣經濟成長率如下：
| 時期 | 年平均成長率 |
|---|---|
| 2023-2027 | 3.1% |
| 2028-2032 | 2.8% |
| 2033-2037 | 2.5% |
面臨的挑戰
儘管有強勁的成長驅動力，台灣經濟也面臨以下挑戰：
| 挑戰 | 影響 |
|---|---|
| 人口老化 | 生產力下降和社會福利支出增加。 |
| 全球競爭 | 與其他經濟體競爭市場份額。 |
| 氣候變遷 | 對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的影響。 |
政策建議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台灣政府應採取以下政策：
| 政策建議 | 目標 |
|---|---|
| 投資教育和研發 | 培養人才和促進產業創新。 |
| 推動服務業升級 | 提高附加價值和競爭力。 |
| 深化區域合作 | 擴大市場規模和降低貿易障礙。 |
| 因應人口老化 | 提高退休年齡和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 |
| 推動環境永續 | 投資再生能源和綠色產業。 |
結論
未來20年，台灣經濟將面臨重大轉變。政府和企業應做好準備，把握成長機會並應對挑戰。透過採取適當的政策，台灣經濟將能繼續保持競爭力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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